司馬遷在《史記》中是怎樣記述黃帝呢？“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少典是誰？史載，為有熊國國君。有熊國在哪里？歷史記載很明確，就在今日鄭州新鄭。

《史記·五帝本紀·集解》皇甫謐云：“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帝王世紀》中說得更清楚：“新鄭古有熊國，黃帝之所都，授國于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或言(新鄭)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也。”

此外，其他著述也都有此類說法。《水經注》云：“新鄭縣故有熊氏之墟，黃帝之所都也，鄭氏徙居之，故曰新鄭矣。”《括地志》云：“鄭州新鄭縣，本有熊氏之墟也。”《路史》說：“黃帝開國于有熊，今鄭(州)之新鄭。”《通志》說：“黃帝都有熊，有熊今鄭州新鄭。”《資治通鑒》說：“黃帝軒轅氏，少典氏之子，生帝于軒轅之丘，軒轅丘在今河南新鄭縣。”《廣輿記》說：“軒轅丘新鄭，古有熊氏之國，黃帝生此因名。”

《御批歷代通鑒輯覽》說：“黃帝軒轅氏，少典氏之子，生帝于軒轅之丘(在今新鄭縣)，故曰軒轅氏。姓公孫，長于姬水又以姬為姓，國于有熊，新鄭乃有熊之墟，黃帝都于有熊亦在此地，故以曰有熊氏。”《綱鑒易知錄》說：“少典國君之妃曰附寶者，感電光繞斗而有娠，生帝于軒轅之丘(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北)，因名軒轅，姓公孫。

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國于有熊(在今河南新鄭縣),故號有熊氏。長于姬水，故又以姬為姓。”

雖然眾多史冊都載明黃帝是以古代鄭州有熊國為都的，但是在記述黃帝活動的時候，范圍又十分廣大。《史記·五帝本紀》載，黃帝“東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這段話告訴我們，黃帝曾經不斷遷徙，按照今天的概念，東邊到了東海，西邊到了甘肅，南邊到了長江，北邊到了冀蒙。

在史前社會交通并不方便的條件下，黃帝足跡范圍如此廣大，當是經歷了一個長時間的過程，而要經歷這樣一個長時間的過程，黃帝作為那個時期的人物應當在世多少年呢？《帝王世紀》說 ，黃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歲。或言三百歲” ，其族先后傳了十世，經歷了1520年。《竹書記年》說“黃帝至禹三十世” ，經歷了900年。《歷代帝王年表》說：“黃帝軒轅氏……在位百年，崩于荊山之陽，葬橋山。” 等。在史前生活條件還相當惡劣的情況下，人們是不可能活過百歲的，應當是黃帝世家經歷了相當長的時間過程，《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等書講黃帝古國傳世千年，很有道理。如果以黃帝的影響力來看，時間甚至還要遠遠超越千年。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認識。

第一，在中國歷史上真實存在黃帝這樣一位開天辟地的歷史人物，他生活在文字產生前的悠久歲月，他的事跡口頭代代相傳。當中國有了文章典冊以后，他便成為人類文字歷史著作中的主角。有人以黃帝事跡晚在春秋戰國才出現便認為黃帝是后人臆想的理想人物，這是不對的。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最早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而甲骨文是商人用來占卜自己旦夕禍福的，極少涉及當朝以外的人與事，其中當然不會有黃帝的影子。我們今天能夠讀到的最早典冊是春秋時期的，而春秋時期的典冊也是我們今天能夠見到的追述和記載遠祖往事和當時歷史事件的最早著作，而正是這些最早的史學著作，里邊出現了大量有關黃帝事跡的記載。如果歷史上根本不存在黃帝這樣一位歷史人物，當時的社會上不流傳那么多有關黃帝的故事，這么多的著作如何會同時編出那么多黃帝的故事？正因為黃帝具有巨大的歷史影響力和時代穿透力，所以，沒有文字時，人們代代口口相傳，有了文字后，人們便在最早的史學著作中書寫記載了那么多的故事。因此，黃帝的歷史存在不容置疑。

第二，從史書的大量記載來看，黃帝是有熊國的首領，是真實存在的歷史人物。但是，有人提出，史書中有關黃帝在世百歲的說法不可信，而黃帝傳世千年的記載從另一個方面說明，黃帝或為有熊國國君的名號，是諸多國君人物的疊加代稱，這有其道理。但即便如此，國君也是由具體的人擔任的，他的開創者及其以后的繼任者都是一個個鮮活的歷史人物，由于歷史的久遠和當時尚無文字記載，他們具體的名字人們已不知道了，他們創立的輝煌業績都以黃帝之名載入史冊，成為那段歷史物質成就和精神成就的光輝符號。因此，黃帝在中華民族的心中，既是那個時期民族偉業的開創者，也是那個時期值得敬仰的創造者，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都是值得永遠紀念的一個個民族始祖。

第三，黃帝起步的有熊國在鄭州，史書記載明明白白，歷史上對有熊國所在也從未產生過異議。但是，《史記·五帝本紀》也說，黃帝在發展過程中“遷徙往來無常處”，曾在多個地方安家，把先進文化傳播各地，形成了范圍廣大的黃帝文化。正因如此，在今日中國河北涿鹿、河南靈寶、陜西黃陵、山東曲阜等地才有了大量有關黃帝的遺跡和傳說，才有了今日中華民族以黃帝為始祖共尊這一歷史現象。這正是中華民族枝繁葉茂、凝聚力和統一性的體現。但需要明確的是，從黃帝發展的歷史順序來看，鄭州新鄭為黃帝肇始之地，為黃帝故里和最早的都城，從這個意義上說，鄭州新鄭為中華民族之根，是中華民族最早的家。

第四，從黃帝率領有熊部落崛起到輾轉各地開拓發展，應當經歷了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從史冊的大量記載到民間的廣泛傳說，說明黃帝為中國歷史留下了深深印記，因此，從黃帝存在的久遠性和黃帝活動范圍的廣闊性來看，中國歷史上存在一個黃帝時代是毫無疑問的，并且，黃帝時代為我們創造和留下了燦爛的黃帝文化。

肇始了炊具餐具。裴李崗文化時期人們生活條件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們認識到將采集的果實和種植的糧食去掉外殼將內核碾碎更易于被人體吸收，有利于健康，于是，發明了石磨盤和石磨棒。人們認識到食物煮熟了更美味，于是，創造出了各種炊具、餐具，已經發現的烹煮類炊具有鼎、甑、缽，盛放類炊具有盆、甕、缸，汲水類炊具有壺、罐。餐具類器具有碗、盤、杯、勺、鏟等。釀酒的濾器、喝酒的酒杯、儲酒的酒壺等。這是中國餐飲史上最早的炊具餐具酒具系列，人們生活進入了嶄新時代。裴李崗文化炊具、餐具、酒具的出現，標志了原始烹飪餐飲知識體系開始形成。

肇始了審美意識。裴李崗文化時期的人們已經有了審美意識，在鄭州裴李崗、漯河賈湖遺址中出土了綠松石飾件、玉石管件、石環等裝飾品。人們在摶泥作陶時，不僅講究實用，還追求優美，賦予陶器豐富的原始文化內涵。制作的陶器不僅造型優美，器身還有紋飾。另外還開始了雕塑創作，出土于鄭州裴李崗遺址中的羊首、豬首陶塑，雖說形體較小，塑造也簡單，但已是形神兼備，羊的長而粗壯的角，豬的短嘴長鼻，躍然而出。在鄭州莪溝遺址出土了一件陶塑人頭像，方面隆鼻，目光深邃，神情莊重。這些雕塑譜寫了中國美術雕塑史的最早篇章。裴李崗文化飾品和雕塑的出現，標志原始審美知識體系開始形成。

肇始了契刻文字。在漯河賈湖遺址中出土的龜甲上、陶器上、骨器上、石器上，刻劃有文化符號，經古文字專家考證，這些契刻符號與晚它6000年的商代甲骨文驚人相似，一是書寫工具相同，皆以利器為工具把符號刻在龜甲、骨器上。二是用途相同，都與占卜相關。三是造字原理相同，賈湖契刻是事理符號，而甲骨文的事理文字很多。書寫特點也是先橫后豎，先左后右，先上后下，先里后外，與今日的漢字基本結構相一致。因此，許多文字專家認為，賈湖契刻符號“應該是一種文字”。文字是人類書寫語言的符號和交流信息的工具，是精神文明的重大成果，裴李崗文化契刻符號的出現，標志原始文字知識體系開始形成。

肇始了樂器音樂。漯河賈湖遺址中出土骨笛達30多支，這些用丹頂鶴的尺骨制作的樂器，形制固定，制作規范。經音樂演奏家測試，今天仍能分別奏出四、五、六、七聲音階。賈湖骨笛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年代最早的樂器實物，改寫了中國音樂史，這是人類邁向多彩精神世界的又一飛躍，標志原始樂理知識體系開始形成。

肇始了禮儀規制。裴李崗文化時期禮儀已經初見端倪，從葬俗看都遵循一定的規制。所有墓葬都遵從一個方向，墓壙為長方形土坑， 葬式一般為單人仰身直肢葬，隨葬品一般3~5件，最多的20多件。隨葬品是隨死者身份而定的，承擔農業生產和狩獵活動的男性墓葬，隨葬品多為石鏟、石鐮、石斧、箭鏃等生產工具 。從事家務和采集活動的女性墓葬，隨葬品多為石磨盤、石磨棒等谷物加工器具，極個別的墓葬還隨葬有飾品和藝術品。裴李崗文化的葬俗從布局、墓壙到隨葬品都形成了基本制度，標志原始禮儀規制知識體系開始形成。

裴李崗文化的這些創造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文明元素，被稱為中華文明的奠基，隨后由裴李崗文化演變形成的仰韶文化更是以強大的生命力，影響擴大至全國，奠定形成了以中原為核心的最早文化中國。

裴李崗文化的創世性成就恰恰與史書所載黃帝時代的開創性文化相一致，仰韶文化奠基的最早文化中國恰恰與今天各地對黃帝的共尊文化相吻合。裴李崗文化和仰韶文化應是黃帝時代前后兩個時期的文化，黃帝起步有熊國開始文明創造，形成了裴李崗文化。黃帝征戰遷徙各地，創造文明社會，形成了仰韶文化。

過去曾經認為，黃帝時代大約是仰韶文化晚期，距今5000年左右，但是，從最新考古成果看，仰韶文化晚期文明已經形成，而裴李崗文化是肇造文明的開始，因此，黃帝時代應該是從裴李崗文化開始的。有意思的是，裴李崗文化正起源于史書所載的黃帝所都有熊國故墟鄭州新鄭，這絕不是巧合，它明明白白在向人們昭示，裴李崗文化就是黃帝文化，是黃帝都有熊時期的文化，裴李崗文化是黃帝時代和黃帝文化的開端。

（作者 閻鐵成 來源 鄭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