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合作“頭移植”手術的任曉平教授(右)和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卡納維羅

　　【環球時報報記者 范凌志 】隨著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賽吉爾·卡納維羅近日宣布將與中國醫生任曉平率領的醫療團隊合作，計劃于2017年底進行世界首例人類“頭顱移植手術”，人們對這個人類新創舉既期待又充滿疑惑。為徹底探究這個神秘的項目，《環球時報》9月18日專訪哈爾濱醫科大學手顯微外科中心主任任曉平教授。在專訪中，任曉平教授講述了該計劃的來龍去脈，并一再強調，這是一項重大的前沿課題，關系中國在現代醫學中的地位，容不得半點馬虎，他個人也反對利用這個話題進行炒作。

　　手部和面部移植成功，自然想到“異體頭身重建術”

　　環球時報：您為什么給這項手術命名為“異體頭身重建術”？

　　任曉平：現在通俗的說法是“頭移植”，是沿用傳統的“器官移植”得來的，但這種說法不科學，容易誤導人，因為頭部不是一個器官。20世紀70年代，給猴子進行頭部移植的美國醫生羅伯特·懷特認為，應叫“身體移植”，但這種說法也沒有被大家沿用。意大利的卡納維羅醫生將其命名為“天堂(HEAVEN)手術”，是“頭部接合冒險手術”的縮寫，但我認為這種叫法不太嚴謹，缺乏學術性。

　　我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參加學術活動時廣泛征詢臨床、基礎領域專家的意見，探討之后提出“異體頭身重建術”的命名方法，已經用了幾年。這個名字我感覺比較合適，更科學，而且能說得清楚，且降低了手術的敏感性，畢竟“頭移植”有時候聽起來讓人不舒服，而“異體頭身重建術”就比較中性。

　　上個月，卡納維羅醫生來我這里時，我們探討過命名問題。從事這項技術研究的人非常少，也就我們兩個在牽頭做。不過最后誰都沒有說服對方，但達成一個共識：就像藥物一樣，這項技術應有個商品名和一個化學名或學術名，卡納維羅醫生的命名更像一個商品名，而我的命名方法則是一個學術名。具體命名能不能被人們接受，那要用時間來檢驗。

　　環球時報：您最早開始思考“異體頭身重建術”是什么時候？

　　任曉平：已經有很多年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到國外，那時國際醫學界在挑戰復合組織移植，“頭部移植”是復合組織移植的最前沿，而我們要攻克的第一個復合組織就是手部。在路易斯維爾大學，我們啟動了這一研究，花兩年時間才完成臨床前的實驗，完成人類第一個手部移植手術，到現在也是存活時間最長的移植手。攻克手部移植后，面部移植自然就突破了，因為解決了免疫藥物學方面的難題，這方面一突破，整個領域就帶活了。現在，全世界各身體復合組織的移植零零散散已有200例左右。

　　做完手部和面部移植后，下一步的挑戰自然就會想到頭，不過這個想法并不新，無論從民間傳說還是此前的科學界，都進行過探索和嘗試，只不過上個世紀這項研究只在有限度的范圍內。進入新世紀后，我們要用現代技術來認真從事這項研究。

　　環球時報：準備接受手術的俄羅斯志愿者斯皮里多諾夫患有先天脊髓性肌肉萎縮癥，他認為“這項技術跟人類首次太空行走類似”。那么，您認為難在哪里？

　　任曉平：雖然在復合組織移植領域我們已有很好的經驗，但頭部移植必須要重新來。手部和面部移植確實積累了很多經驗，但對頭部中樞神經來說，不確定因素太多。

　　首先是缺血器官的損傷，傳統的器官移植我們都會在有效的時間內盡快接上，心臟、腎臟等器官如果保存好了，幾個小時內問題不大，手部兩三天都有存活的。可是頭部不行啊，太復雜，我們需要手術過后的人有正常的智商，但頭部在室溫情況下超過4分鐘，就會造成不可逆的損傷。通血之后，很可能腦細胞已經壞死，這樣就相當于手術失敗。目前全世界還沒對這一方面進行足夠重視，很多非專業人士會把它簡單化，一帶而過。其實這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

　　第二個難點是免疫排斥反應，我的團隊成員里有幾位是專門進行這方面研究的，這需要花幾年時間來驗證。

　　第三點是媒體關注比較多的，就是中樞，中樞難不難？難!重不重要？重要!但我要將它放到最后一位，因為它涉及術后身體有沒有良好的功能，不影響近期的存活。我曾經表示，這個項目要分步走，第一步要有效解決缺血和免疫排斥問題，那么病人就能活下來，我們就能挽救他的生命，讓他有良好的思維，這就算是個階段性的成果。有了第一步的基礎，第二步才是功能恢復，讓接受手術者有一個生活質量。傳統醫學認為中樞神經不能恢復，但近十年的醫學不斷發展，這個結論幾乎要被推翻，不論科學研究還是臨床，都有很好的實例。這個項目很有希望，但這個希望一定要建立在良好的科研基礎上，項目所需的人力物力非常大，不是一兩個人就能完成的。

　　“具體做不做，在哪里做，取決于國家和法律”

　　環球時報：愿意提供身體的人是“腦死亡但其他部位健康的捐獻者”。這樣的捐獻者好找嗎？對人種有要求嗎？“換頭”之后，人會有哪些變化？

　　任曉平：當然，捐獻身體有一個匹配的問題，先不說種族分型、血液分型，單從相貌上，如果一個黑人頭部接到一個白人身體上，或者體毛少的與體毛濃密的接在一起，肯定不合適。從醫學角度，我們會從血型上、組織學配型上尋找最接近的匹配方，以減少術后的排斥反應。

　　至于手術后的變化，我認為，常規手術都可能會讓患者產生一些心理變化。那么對于這樣一個龐大的手術，肯定會有影響。但是，人的屬性不會變，中樞神經的思想也不會有大的改變，和換腎、換肝一樣，我們可以把身體當成一個復合組織器官，只不過這個組織器官大一些，只是量上的變化。另外，這樣一個項目會配有心理學家、社會學家幫他疏導，來度過危險期。

　　環球時報：您怎么看這個手術在醫學、法律、倫理等領域引發的巨大爭議？

　　任曉平：手術真的要做，也不會一兩個科學家說做就做。我們從事這方面研究，就是為了讓技術達到最佳。具體做不做，在哪里做，取決于國家、法律，這是相關部門來探討的事情。但作為醫生，我認為，新生事物都會存在爭議。以我粗淺的理解，倫理學是個行為規范科學，面對病人的生命，倫理學必須要讓步。如果一個技術可以有效延長人的生命，倫理學角度沒有理由不批準。對于新事物，倫理學可以制定一個規范，讓新技術在這個框架以內進行，但沒有道理阻礙科學的發展。我認為人的生命是至高無上的，在這個基礎上，倫理學的一些規范可以幫助臨床實踐。

　　“頭移植”是天大的難題，但中國科學家不應回避

　　環球時報：卡納維羅近日表示，您是“全世界唯一能領導這個項目的人”。他是怎么和您確定合作的？

　　任曉平：去年卡納維羅先生給我發電郵說：“我讀到你的文章，你現在做的工作我很感興趣，我們能不能聯合？”他應該是檢索到我之前的文章，了解我已在這個領域做了很多前期工作，跟他的研究很符合，所以才聯系我。

　　卡納維羅的話可能有恭維的意思，但也反映出他們對中國科研力量的向往。對比我20年前出國時國內外科研環境發生的變化，現在中國已經開始吸引更多外國學者的關注。

　　環球時報：所以，您認為“異體頭身重建術”對中國的科研有特殊意義？

　　任曉平：我們國家是年輕的巨人，充滿生機，但也有需要進步的地方。我們國家過去在現代醫學缺少領先的領域，我們都是跟著外國做，創新很難，風險也大。“頭移植”更是天大的難題，在這方面雖然存在爭議，但科學家不應回避，這是一項嚴肅的課題、一個重大的前沿，不能當成兒戲來炒作。當然，一個科學家的力量太有限了，沒有資金寸步難行，希望國家層面能重點扶持，因為這是一個我們中國為現代醫學作貢獻的重要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