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光只在畫中瞧 李法明 畫

　　草長鶯飛，春和景明，眼下正是人們踏青賞春、與大自然親密接觸的大好時節。然而，春游對于中小學生來說，卻成為一個漸行漸遠的背影。安全之憂與春游之樂的較量中，“憂”占了上峰。

　　尤其是近日，海南省發生一起學生春游翻車致人傷亡的事故——澄邁縣老城鎮欣才學校8名學生當場死亡，3人重傷，29人輕微傷，包括校長在內的多名責任人被刑拘。春游之樂變春游之殤，一時間，“春游”這個孩子們苦苦期盼、學校左右為難的活動再次強烈刺激了全社會的敏感神經。

　　事故一出，教育部以及多地政府有關部門要求加強對中小學外出集體活動管理的通知立即“應聲而出”。這種“條件反射”顯然沒有很好地解決學生春游安全的問題，反倒讓校長們縮手縮腳，把孩子們攔在春光之外，人們擔心春游這個詞將在校園里漸漸消失。

　　其實，不僅是春游，學校組織的譬如參觀訪問、體育鍛煉、對抗性比賽等活動，“安全”二字都猶如一把刀懸在教師頭上，由于害怕學生“傷筋動骨”后的“興師問罪”，學校在組織這些活動方面縮手縮腳，不愿為了讓孩子撒歡嬉戲，親近自然，增進對外部世界的興趣，培養孩子勇敢、奮發和挑戰精神等而冒風險，寧愿將孩子“圈養”，要乖順聽話的“小綿羊”。安全，束縛了孩子快樂奔跑的腳步。

　　春游快樂給安全隱憂讓位

　　“春天是什么樣子的，光靠坐在課堂里讀著書本的文字想象、看著多媒體上的圖像望梅止渴嗎？”蘇梅是海淀區一所初中的初二學生，他們學校剛剛組織了一次到科技館的參觀活動。“排著隊聽講解，回學校還得寫作文，這樣‘變味’的春游無聊透頂。”蘇梅對記者講到。

　　如今，在大部分學校，春游淪為一場停留在口頭、紙面上的論戰，面對安全困擾，要向教育部門備案的壓力，大部分校長們都選擇了關緊學校的大門，或者像蘇梅所在學校一樣，組織一次省心省力的參觀“春游”。

　　“小學、初中時候都在學校做了什么，記憶有些模糊了，但是，每次春游、秋游前興奮得睡不著覺，一大早就爬起來看外面天下不下雨的那種心情，一輩子都忘不掉。”蘇梅的爸爸說起當年春游的情景，一洗下班后的疲憊之態，眼睛都泛著光彩，他深有感觸地說，“自家游”再好也不如“學校游”，孩子參與春游的快樂，只有在與同齡伙伴的交往中，在共同的體驗、經歷中，才會感悟深刻，這是“自家游”所不能給予的。

　　在北方交大附中做過多年班主任的語文教師苗老師認為，像春游這類集體活動，不僅可以讓學生親密接觸自然，通過戶外運動鍛煉身體，還能在活動中感受快樂，培養團隊精神，陶冶情操，對學生的成長大有裨益。自古以來，講究“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游是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停留在書本上、縮在校園里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

　　一直以來，在要不要組織學生春游問題上，地方政府和學校都相當糾結。新課程標準規定： “要引導學生利用廣泛存在于學校、家庭、社會和各種媒體中的多種資源進行科學學習，將學生的學習置于廣闊的背景中，幫助他們不斷擴展視野，并豐富他們的學習經歷。”然而，很多地方都或明或暗對學校組織春游發出了各種限令，在海南發生春游事故后，一些地方更是要求學校組織學生集體外出旅游強制報批。

　　在一片“嚴格審批”聲中，珠海教育部門可謂“特立獨行”，“作為學生素質教育的一部分，學生出游有其特殊作用”，“支持學生參加春游活動，不能因為海南學生春游發生了事故，就‘因噎廢食’”?？上н@樣的膽識與勇氣，在其他地方，應聲寥寥。

　　“在‘誰組織誰負責’的重壓之下，有幾個校長敢頂風而行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長這樣反問道。

　　無處不在的緊箍咒

　　事實上，安全問題不僅是學校組織學生春游的緊箍咒，還是體育運動、對抗比賽、課間活動、校外實踐以及眾多方面的緊箍咒，以致在多方面直接阻礙了學生的正常成長發展。

　　尹力是一名五年級學生的家長，前不久被班主任老師叫到了辦公室，要求監督兒子寫好檢查，配合老師做好教育工作，問起兒子惹了什么禍，班主任情緒激動地講到，尹力兒子在課間活動時和小伙伴在操場邊拿礦泉水瓶當球踢著玩，“帶著一群孩子瘋鬧，萬一踢傷誰，我怎么向孩子家長交待？”面對班主任的批評，尹力深感教育方面的困惑，

　　她打心眼里不認同班主任的這種觀點，認為孩子這個年紀就該活潑、好動，況且孩子選擇這種游戲的場所、游戲方式并無不妥，但是又不能直接告訴孩子自己內心的想法，要維護班主任的權威。尹力對記者說，她左右為難，面對惴惴不安的孩子，盡管監督孩子寫好檢查，卻沒有批評一句話，這件事情引來的教育理念沖突，卻在心中盤桓不去。

　　一位學者談到自己參觀一所學校時心里那種詫異感，他在一所學校的操場看到，單杠旁邊醒目地掛著“不許玩”的警示牌。老師解釋道，之所以“不許玩”是因為單雙杠、跳箱和“山羊”等被貼上了“高危”的標簽，而不安全則是這些“高危”項目的“罪行”，而像對抗性的籃球和足球比賽，在這所學校難得一見。他感慨道，“安全”猶如“一把刀”。

　　在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看來，學校在這些方面的諸多限制“在多方面直接阻礙了學生的正常成長發展”。儲朝暉對媒體講過一個故事，他曾經去北京一所示范幼兒園調研，讓他吃驚的是，一間教室里的80名孩子沒有跑動、追逐，甚至歡笑，小課堂上聽講都是背著小手端端正正坐好，老師講到，“不敢讓孩子自由活動，因為動就可能有安全問題”。儲朝暉撰文寫道：“問題是這個緊箍咒能否真正保障學生的安全。就以出游為例，由于擔心安全就長期把孩子關在室內，孩子的活動能力和技巧變差，反而大大降低了學生的自我保護能力，增加了此后一輩子參加各種活動的危險性。”

　　安全的重擔不能只壓在學校身上

　　“一個班級，幾十個學生的生命安全，小小的班主任怎能獨自擔當？大家都走進了安全的誤區，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苗老師這樣對記者談起難以組織集體活動的苦衷。

　　什么因素導致這些年安全緊箍咒越念越緊呢？儲朝暉分析道，在政府包攬辦教育的體制下，政府與學校之間未能明確責權邊界，學校和政府都成為無限責任的承擔者，現有的法律法規對春游中學生、學校、家長等各方的安全責任缺少明晰的劃分和界定，一旦出事，對安全事故的責任認定和評價機制、程序、規則也都不成熟，學校幾乎要負全責，校長承受不了，教師也擔當不起。很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門出于規避安全事故風險，就把這個咒越念越緊。

　　在以往多起事故中，人們看到，社會體系中的風險分擔機制，在學校出現學生人身安全事故的時候卻成為冷漠的旁觀者，安全重擔只壓在校長和學校老師的身上。誰來為學校分憂呢？不少有識之士呼吁，解困的關鍵是摒棄“鴕鳥”思維，建立環環相扣的責任鏈，引入正常的風險分擔模式。

　　有學者指出，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必須杜絕“因噎廢食”式懶政，政府部門應該想辦法為學校的春游等活動去保駕護航，給他們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而不是把這個責任全推給學校。

　　與此同時，要盡快完善校內外的安全責任法律法規，細化明確學生、學校、家長等各方的安全責任邊界，建立科學、規范、透明的安全事故的責任認定和評價機制、程序、規則。此外，建立保險機制為學生做意外傷害的保險，為學校合理分壓。

　　“只有在理性和寬容的環境里，才能期望老師更加費心，為孩子的健康快樂成長付出更多，如果動輒全盤否定，老師選擇的恐怕都是明哲保身，當鴕鳥了。”苗老師如是說。本報記者 于忠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