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患癌保安：熬到戶口下來

39歲，祖籍河南信陽，2003年開始在深圳打工，做過鞋廠工人、采購員、保安員，2012年被評為“深圳優秀保安員”并獲得入戶指標。2013年6月落戶深圳。2012年底被確診為肺癌晚期。

對吳樹梁來說，成為“新深圳人”的喜悅并沒有持續太久，醫院診斷書上的“右下肺腫瘤、多發骨轉移”幾個字，敲碎了他對新生活的全部想象。

作為丈夫和父親，吳樹梁也沒有太多時間悲傷。治病花光了全部積蓄，還欠了不少債，自己唯一可能留給妻兒的禮物是：深圳戶口。

兒子已經隨遷入戶。妻子的戶口因為相關政策的更改，要在2016年6月才能獲得入戶機會。

他成了“抗癌斗士”，和醫生所說的“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個月”相比，吳樹梁已堅持了近30個月。雖然癌癥帶來的劇痛讓他覺得生不如死，但他提醒自己不能放棄。因為如果他在2016年6月之前離世，不僅妻子沒辦法入戶，兒子也面臨著被退回原籍的風險。

新生活只是向我招了招手

新京報：最開始是怎么知道自己得病的？

吳樹梁：2012年下半年，我肩膀經常疼，去醫院檢查說是肩周炎，治了幾個月不見好。后來做了一次詳細的檢查。

記得結果出來那天，醫生把我妻子叫到一邊，當時心里就一咯噔。后來我聽見妻子哭得撕心裂肺的，就什么都明白了。

新京報：知道得病的第一反應是什么？

吳樹梁：我把妻子拉到一邊，跟醫生說我是男人我妻子也經不住什么事情，有什么你就跟我說吧。醫生就告訴我，是肺癌。我追問大概還能活多久，醫生說一般病人大概（能活）3到6個月。

新京報：當時你有沒有情緒崩潰？

吳樹梁：心里特別難受，非常大的一個打擊，但妻子已經崩潰了，我就不能了。

新京報：這個病對你意味著什么？

吳樹梁：我2003年到的深圳，得病之前，單位告訴我獲得了落戶深圳的指標，當時特別高興，我覺得新生活在向我招手。這個病，讓我覺得新生活招了一下手就消失了，所有的盼頭兒都被碾碎了。

一紙戶口，兩種生活

新京報：為什么當時得到戶口讓你那樣高興？

吳樹梁：別看只是一張紙，對我們農民工來說可是天上地下。剛得病時，深圳的醫生建議我們去廣州腫瘤醫院看病，當時各種穿刺檢查七七八八的費用大概30多萬，攢了半輩子的錢，一下子空了，當時如果有深圳戶口，八九成的費用能省下來。

新京報：得病前對戶口的事有過特別深的體會嗎？

吳樹梁：有，我兒子上學。為給他辦學籍，前后跑了一個多月，求爺爺告奶奶，后來不行還回了趟河南老家。我兒子在深圳出生、長大，一句老家話不會講，深圳就是他的家鄉。但是不行，戶口卡在那兒。

新京報：得病讓你對戶口的事感受更深了？

吳樹梁：我是2012年年底確診，2013年6月拿到了戶口，有時候自己也琢磨，如果晚半年得這個病，那7個月就能省下20多萬，那樣以后對她們娘倆也是個保證。

我們街道辦特別熱心，想幫我辦低保，我當時已經沒法工作了，妻子一個月就2000多塊錢，有低保的話我們一家三口每人1300塊，一個月就有3900塊，太重要了。

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戶口，街道的人也有心無力。

新京報：當時你是租房住的？

吳樹梁：房東知道我得病，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想方設法趕我們走，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樣，折騰了一個月，才找了個不太理想的地方住，特別狼狽。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戶口，就能申請廉租房，但妻子的戶口卡在那里。

我還比大多數人幸運些

新京報：所以解決妻子的戶口異常迫切？

吳樹梁：一個男人有了家，就不能單想自己。拿到戶口，我沒什么時間去高興，趕緊查相關規定怎么把兒子和妻子的戶口遷過來。癌癥的事情讓這一切更加迫切了。

兒子的戶口在2013年10月遷入深圳。但妻子的就沒那么容易，去年4月，深圳的政策調整，配偶隨遷入戶的年限由兩年變為三年，就是說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之前的努力都白費了。

新京報：在拿到戶口之前，想過通過別的途徑獲得嗎？

吳樹梁：兒子2004年出生，我們兩口子省吃儉用地攢錢，盤算著有天買了房子，就能通過積分入戶的方式落戶。但后來房價瘋漲，這個念頭就破滅了。

新京報：有沒有找過落戶的相關部門，有特批的可能嗎？

吳樹梁：找過，但是規定就是規定。至于特批，前兩天《廣州日報》關于我的報道出來后，這邊公安機關說要考慮特事特辦，但后來我輾轉聽說這個口子他們還是暫時不敢開，因為一旦開了，以后這么龐大的流動人口，各有各的難，怕收不住。

另外就是我協警的身份，當時雖然工作關系隸屬保安公司，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如果給我開口也擔心外界的輿論不好。

新京報：因為戶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會覺得不公平嗎？

吳樹梁：私下里跟老鄉吃飯也會抱怨一下。但相比很多來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討生活的農民工，我比大多數人要幸運。有很多在這個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一輩子也拿不到這個指標。拿當時我們保安公司來說，二三百人提出申請，最后只有四五個人拿到，我當時已經超齡，能拿到真的不容易。

“生不如死”就是給我發明的

新京報：和癌癥抗爭，做過很多努力吧？

吳樹梁：是掙扎，想過各種轍，得絕癥的人大體都會有個沒頭蒼蠅的階段，什么辦法都想試試，希望突然有個神方偏方什么的。

有人推薦廣西有個叫巴馬的長壽村，好多癌癥患者去了那病情都緩解甚至痊愈了，我去那兒呆了三天就回來了。

新京報：為什么？

吳樹梁：哪有那么神奇？那地方確實集中了大量的癌癥患者，但也有很多醫托、藥販子。

新京報：規規矩矩地接受治療了，真正的痛苦也開始了。

吳樹梁：得病后的半年多經過了7次化療，一次比一次難熬。后來身體承受不了化療了，就只能靠靶向藥物抑制癌細胞的擴撒，但疼痛越來越難以承受。

新京報：那是怎樣的疼痛？

吳樹梁：這么說吧，你現在拿把刀在我身上劃幾刀，我絕對能一動不動。我一天要服用24粒嗎啡，別人說這幾乎是致死量，但有時候還是抑制不住那個疼。

新京報：平常你靠什么抑制這樣的痛苦？

吳樹梁：疼痛大多是在晚上，疼起來就蜷縮成一個團，到處劃拉止痛藥，那時也不管是24粒還是42粒，嘩嘩倒進嘴里就往下咽。一般這個過程大概會有六七分鐘，這六七分鐘是疼得沒有意識的。

我們癌癥患者交流，就覺得“生不如死”幾個字是為我們發明的。有癌友就是這么活活疼死的，我怕我也會那樣。

一定得熬到妻子戶口下來

新京報：死亡和妻子的戶口下不來，哪個更讓你恐懼？

吳樹梁：兩年了，我比最開始醫生跟我說的，多活了不少時間。現在對死亡沒那么恐懼了，我心態還算好，我知道目前國內跟我情況差不多病情的最終堅持了8年，盼望自己也能堅持得更長一些，即便沒有那么長，也一定要熬到妻子的戶口下來。

如果她沒有這個戶口，我不敢想象她們娘倆會過怎么樣的生活。我不怕死，我是怕她們娘倆不能好好活。

新京報：兒子會跟你交流你的病情嗎？

吳樹梁：不會，他才11歲，好像比較回避這件事，但我之所以能被外界關注到，還要感謝兒子2013年的一篇作文，他在作文里寫“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東西，換爸爸活著。我希望爸爸媽媽永遠和我在一起。”

新京報：得病之后發現很多沒來得及做的事情？

吳樹梁：我生病之后，很多慈善組織和義工團體幫我們，之前身體允許，我就跟他們去做義工，我特別高興能夠幫到別人。從這點來說，深圳是個很溫暖的城市。

再有就是，我和妻子來深圳這么多年了，但凡收錢的景點我們都沒去過。一家三口去得最多的就是住處周邊的免費公園。

新京報：如果現在你身體允許，你最想做什么事？

吳樹梁：跟妻子帶兒子去趟野生動物園。很久以前就答應兒子要帶他去，可動物園的票要100多塊錢，當時覺得他小，盤算著等他有記憶了再去。

現在，我特別怕這個承諾最終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