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報客戶端記者 金京藝
春日的鄭大校園鶯啼花放、活力飛揚。3月28日,記者見到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王星光時,他剛剛結束對“河南科技發展史研究”項目的文稿整理工作。
將近25萬字的項目文稿,是王星光近年來對河南科技發展史研究的精華呈現,亦是他參與河南興文化工程以來的最新研究成果集結。
“河南所處的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科學技術方面的創造發明也長期處于領先地位,代表了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先進水平。探究古代中原科技興盛的原因、經驗和明清時期科技漸趨落伍的歷史教訓,開展構建中原科技文明的認知體系、話語體系、學科體系的探索實踐,能夠為當今河南科技文化及經濟社會的振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河南實踐,提供歷史借鑒和精神滋養。”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王星光如是說。
中原地區的農業發展與科技進步相得益彰
中原地區整體處于我國由東部平原向西部丘陵山區的過渡地區,多樣的地形、眾多的河流、宜人的氣候、肥沃的土壤,為農業的發展、科技文化的進步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條件。
嵩山東麓發現的新密李家溝遺址,不僅出土有石錛、尖狀器、石磨盤等農業生產工具,且發現有飼養牛、馬、羊、豬等家畜的痕跡,表明在距今10500—8600年間的嵩山周圍地區已開始了原始農業。新鄭裴李崗遺址以及在河南各地發現的裴李崗文化遺址表明,原始農業以嵩山東部為中心,在今河南省域的廣大范圍內得到傳播發展。而在新石器時代至夏商時期的“全新世大暖期”,在中原的黃河與淮河之間的嵩山周圍地區形成的“粟稻混作區”,為中原地區文明的興起、早期國家的產生和夏商王朝的建立發展奠定了堅實厚重的根基。
新鄭裴李崗遺址。 新華社發
王星光認為,生產工具的進步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從舊石器時代末期進入新石器時代的裴李崗文化、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石器制作技術出現了由切割、打磨、銼齒、琢制、鉆孔、磨光到復合加工技術的不斷進步,石器形制有石刀、石斧、石錛、石鏟、石鐮和耒耜等。古代勞動人民的生產重點圍繞農業而展開。而勞動工具隨著農業的發展也在不斷革新。農業的發展自然推動了相關領域的科技進步,最顯著的標志就是青銅器、鐵器等金屬工具的產生。
“從黃帝荊山鑄鼎傳說,到在河南發現的眾多龍山文化時期的銅器遺物,都可說明河南是青銅技術起源最早的區域之一,且是早期青銅鑄造技術最為發達的中心地區。”王星光介紹,夏商時期,中原地區青銅冶鑄技術及青銅文化的優勢地位更加突出。偃師二里頭遺址發現的青銅器有刀、錐、鏃、斧、魚鉤、盉、鼎、斝、爵、戈、鉞等種類,涵蓋了生產工具、兵器、樂器、容器、禮器等,制作精良,含銅量高,顯示出高超的工藝水平,標志著中國青銅時代的到來。在鄭州商城、安陽殷墟發現的杜嶺方鼎、后母戊鼎(原稱司母戊鼎)等青銅器代表了商代乃至世界青銅文明的高峰,尤其以后母戊鼎為代表、采用塊范法和分鑄法相結合的先進鑄造技術,是中國古代的一項重大發明,作為傳統鑄造工藝至今仍在發揮作用。
除了青銅鑄造,還有哪些技術的發明創造與農業發展息息相關?
王星光介紹,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的玉柄鐵劍被稱為“中華第一劍”,也是我國迄今發現的最早的人工冶鐵制品,表明我國在西周晚期就掌握了鐵器制造工藝。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冶鐵技術逐步得以推廣,鐵犁、鐵鏟、鐵鋤、鐵刀、鐵斧等生產工具逐步取代了同類的木石工具,粟、黍、菽、稻、麥等“五谷”的種植技術、面積和產量得以大幅度提高。生產力的發展也為中原古代經濟和社會文明的進步創造了有利條件,“此外,距今約5500年的滎陽青臺和汪溝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絲織品殘片,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絲織品實物,出土的陶紡輪、石紡輪、陶刀、石刀、骨針等都表明,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原已經利用蠶絲,并掌握了養蠶繅絲技術,河南應是世界上絲織品的最早發源地。”
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M2出土的金覆面。新華社發
中國古代科技進步與農業發展密不可分,萌芽于農業發展,但又不局限于農業發展。“202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出土的扇貝形金覆面、銅覆面就是商代貴族階層獨特的喪葬禮器的代表,也填補了商代青銅文化、黃金文化等相關文化的空白。尤其是書院街金覆面是我國發現的最早黃金制品之一,它屬于中商早期,年代比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屬商代晚期的黃金面具要早。因此可以說河南也是我國最早掌握黃金制造技術的地區。”王星光說。
在“河南科技發展史研究”項目報告中,王星光對中原農業形成的自然條件,勞動工具的制造,農業科技的萌芽、發展、變遷等進行了大量闡釋,在他看來,中原地區農業的發展與古代科技進步相得益彰,相互為彼此提供了機遇和條件。王星光說:“正是在‘天地之中’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條件下,包括中原古代科技文化在內的中原文化才得以蓬勃發展、生生不息,為中國古代的科技文明作出了獨特貢獻。”
中原科技文明呈現四大特征
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性在河南有著深刻而集中的體現。作為文明進程中的重要推動力量,歷經漫長發展歷程的中原科技文明,又具有哪些明顯特征呢?
“第一個特征是歷史悠久,連綿不斷。”王星光介紹,以農業和生物學為例,新石器時代,李家溝文化的先民們創制了石錛、砍砸器、刮削器、石磨盤等工具,進行簡單的墾荒勞作。到了裴李崗文化時期,石鏟、石鐮、石斧、石磨盤、石磨棒等精制的農具相繼出現。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生產工具更為進步。到了商代,中耕除草和施肥技術得以應用。東周時代最早的農業文獻《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問世,東漢時最早的月令類農書《四民月令》、西晉時嵇含所撰的最早的地方植物志《南方草木狀》、元代《農桑輯要》、明代《救荒本草》、清代《植物名實圖考》等相繼涌現,對生物學的發展進行了詳細記載。“中原地區科技發明創造雖有高低起伏,卻從未止步,可謂源遠流長,連綿不絕。”王星光說。
“第二個特征是富于首創,長期領先。”王星光介紹,中原地區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是歷代文化巨匠、科技精英向往集聚之地,許多科技發明和技術創造在此肇始傳揚。以物理方面為例,春秋戰國時期,韓非子在其著作中最早對指南儀器“司南”加以記述。《墨經》中從小孔成像,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成像等方面論述了幾何光學問題,比古希臘歐幾里得的光學記載早100多年。東漢杜詩發明的水排已具備了動力機構、傳動機構、工作機構三個主要部分,比西方同類機械早了1000多年。此外,還有蘇頌等人研制的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鐘水運儀象臺。王星光說:“這些科技發明代表了中國古代科技的最高水平,在世界文明史上寫下了輝煌的篇章。”
中原古代科技以講求實用而形成鮮明特色,并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在王星光看來,中原科技文明的第三個特征是講求實用,全面發展。
王星光認為,大禹治水主要在中原,治水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科技工程,促進了數學、力學、機械、冶金、紡織、水利、農業等科學技術的發展,由此對中原乃至中國古代科技講求實用傳統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以數學為例,西漢時張蒼等人將先秦時期流傳下來的《九數》整理刪補為《九章算術》,三國魏時劉徽為之作注,全面論證了各種算法,編著了《九章算術注》。《九章算術》所提出的算田畝面積,水利、土木工程的體積和合理地使用人力物力等246個問題,都是當時社會生產生活中的實際問題,以后各朝代在不斷對《九章算術》的校釋增補中推動了數學的發展,同時適應和滿足了社會生產及生活發展的需要。王星光說:“中原地區的科學技術無論是在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生物、醫學方面還是在農業、水利、冶金、紡織、陶瓷、建筑等領域都取得了較為全面的發展,這是與其長期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和社會發展的廣泛需要相適應的。”
中原地處我國中部,先后有十余個王朝在此建都,吸引和集聚了歷代王朝中的杰出人才,也使得科技方面的人才紛至沓來,長期引領中國古代科技前行。“因此,中原科技文明就呈現出第四個特征‘兼容并蓄,主導性強’。”王星光認為。
“如北宋科學家沈括,在擔任司天監、軍器監等官職期間,在天文、數學、水利、地理、機械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為日后寫作《夢溪筆談》積累了經驗和資料。”王星光認為,中原長期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中心地位,為科學技術的創新、研發、推廣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使其長期居于領先和示范地位,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發揮著引導和輻射帶動作用。
中原地區科技發展的突出貢獻
王星光認為,中原古代科學技術發展全面、成就巨大,是中國古代科技的代表和精華所在,舉世聞名的四大發明均與中原有密切關聯,對中國的科技文化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對世界科技文明產生了重要影響。
東漢蔡倫在洛陽任尚方令時,與工匠們一起總結前人造紙經驗,于元興元年(公元105年)制造了第一批較高質量的植物纖維紙,形成了較為完備的造紙工藝。造紙工藝的改進和推廣,為書籍的發展和文化知識的傳承、保存、傳播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從而促進了整個社會文化水平的提高。中國造紙術逐漸向外傳播,并經阿拉伯傳入歐洲。造紙術在歐洲的傳播,大大推動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發展。“正是發源于中原并傳播至世界的造紙術,促進了世界文化的發展,促進了人類社會的進步。”王星光說。
一般認為雕版印刷產生在隋唐時期,與印刷佛經有關。據沈括《夢溪筆談》記載,北宋慶歷年間,平民畢昇發明膠泥活字印刷。
“沈括長期在北宋都城開封做官,對當地印刷業的發展較為熟悉。在開封以外的四川成都、浙江杭州、福建建安這三大印刷中心,都不易找到制造活字的膠泥用土,而在包括開封在內的中原地區,膠泥土壤很常見。據此推測,膠泥活字印刷技術很有可能在開封一帶較早出現。隨著技藝的革新改良,印刷技術也由中原向各地傳播開來。”王星光認為,尤其是印刷術傳到歐洲后,改變了原來只有僧侶才能讀書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狀況,為歐洲的科學從中世紀漫長黑夜之后突飛猛進的發展,以及文藝復興運動的出現,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物質條件。
火藥配方約在唐代已為煉丹術士所掌握。唐、五代時偶見火藥用于戰爭的記載。北宋時期,由于宋與遼、西夏、金的戰爭連綿不斷,火藥兵器受到特別重視。宋真宗時,唐福、石普先后獻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11世紀,宋敏求的《東京記》中就記載了東京設立兵工廠制造火藥、武器的情況,宋仁宗還命曾公亮、丁度編著《武經總要》,將火藥的制造規范詳細記述。火藥、火器傳到歐洲,不僅改變了作戰方法,還“把封建騎士階層炸得粉碎”,為資產階級社會的到來作出了貢獻。
指南針的發明也與中原地區息息相關。“宋代是指南針向實用化發展的重要時期,而開封作為北宋都城,對指南針的制造和傳播理應起到重要作用。指南針的發明和傳播,極大促進了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王星光認為,尤其是指南針的西傳,為歐洲的社會巨變提供了極其有利的條件,它促進了航海事業的發展,對15世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及橫渡大西洋的壯舉、16世紀麥哲倫的環球航行均起到了關鍵作用,為資本主義社會取代封建中世紀起到推動作用。這也是中原古代人民對世界文明所作出的偉大貢獻。
中原科技文明
包羅萬象、生生不息
四大發明對中國古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且對世界文明發展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但四大發明只是古代中原科技文明的冰山一角。”在王星光看來,古代中原科技文明包羅萬象。
“無論是在農學、醫學、天文學,還是在數學、生物、地理等領域,古代中原的科學技術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很大程度上代表著中國整體的科技水平,涌現出一大批如張蒼、張衡、張仲景、嵇含、一行、李誡、朱橚、朱載堉、吳其濬等的卓越科學家。在技術領域,農業、水利與紡織技術,建筑、交通與橋梁技術,度量衡與機械制造技術,礦冶與陶瓷制造技術,造紙與印刷技術,以及軍事技術等方面,中原地區都取得了輝煌的成就,成為學術界關注的對象。”
中原科技史是中華科技文明的一個縮影。中原璀璨的古代科技成就對今天的河南來說,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為人們積累了寶貴經驗,留下了資源富礦,鼓舞著后來者的旺盛熱情和信心。
王星光認為:“當下開展的河南興文化工程,對于我們這樣一個文化大省來說意義尤為重要。能夠將獨特的古代中原科技發展呈現出來、將古代燦爛的文化傳播出去,發出河南聲音,傳播中原文化,鼓舞人們堅定文化自信、賡續歷史文脈,把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淀轉化為加快中原崛起的強大力量,這就是古代科技史研究對于河南興文化工程、中原文化傳播的意義。”
王星光案邊,《中國大百科全書》第三版黃河文化專題(卷)書稿業已成形,作為這一國家大型文化出版工程圖書的主編,王星光深感責任重大,但也信心滿滿:“厚重的中原文化、久遠的黃河文明,將永遠激勵著我們每一代人以史為鑒、古為今用,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揚光大。曾經創造出璀璨科技文明的中原人民也定能創造出更加輝煌的未來。”
專家觀點
探究古代中原科技興盛的原因、經驗和明清時期科技漸趨落伍的歷史教訓,開展構建中原科技文明的認知體系、話語體系、學科體系的探索實踐,能夠為當今河南科技文化及經濟社會的振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河南實踐,提供歷史借鑒和精神滋養。
鄭州商都書院街墓地出土的扇貝形金覆面是我國發現的最早黃金制品之一,年代比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屬商代晚期的黃金面具要早。因此可以說河南也是我國最早掌握黃金制造技術的地區。
古代中原科技文明包羅萬象。無論是在農學、醫學、天文學,還是在數學、生物、地理等領域,古代中原的科學技術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人物簡介】
王星光,歷史學博士,鄭州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科技史研究中心主任,河南省特聘教授,首批享受河南省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中國古代史、科學技術史、生態環境史等方面的研究。出版《中國科技史求索》《黃河與科技文明》《中原科學技術史》等著作20余部,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工具與耕作》等國內外刊物發表論文170余篇。主持完成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10余個,獲河南省社科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等省部級獎勵10余項。先后榮獲河南省教學標兵、河南省高校哲學社會科學優秀學者、河南省優秀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等稱號。(河南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劉曉明 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