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現代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蘊含著文明的自覺，彰顯著當代中國的文明立場與文明主張。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文明是實踐的事情”。中國式現代化，事實上就是當代中國的文明實踐。與此同時，無論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還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都不是一般的實踐，而是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只有將中國式現代化理解為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才能理解其本質，理解其在全球語境中的文明角色和世界歷史意義。

馬克思“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的思想具有普遍意義

“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是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就當時的德國提出的“解決辦法”、實踐任務——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即實現一個不但能把德國提高到現代各國的正式水準，而且提高到這些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從這一論述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實踐是有高下層次之分的，馬克思突出和倡導的是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有原則高度的實踐本質上是一種革命，是對現存世界的批判與變革；資本主義“現代國家”的實踐未曾達到這樣的原則高度；這個原則高度說到底乃是人的高度，以“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這個原則高度并非思辨的邏輯推演或應該確立的狀態，它具有現實的必然性，是現代國家“最近的將來要達到”的現實。

毫無疑問，馬克思當年提出的“人的高度”受到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深刻影響。但是，馬克思思想成熟后并沒有改變對實踐的原則高度的規定，而是將當時還比較抽象地理解的“人”推進到唯物史觀的“現實的人”；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質這個理論為立足點”改造為“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化的人類”；使“人的高度”具體落實到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未來社會將是“一個更高級的、以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綜觀馬克思的論述，其“實現有原則高度的實踐”不僅強調人的高度，還突出一種世界歷史或全人類的視野，具有不朽的普遍意義。

眾所周知，中國近代以降是以文明蒙塵為代價而開始進入現代文明的。時至今日，我們可以運用馬克思的觀點說，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實踐要使我國的文明程度達到世界發達國家迄今未能達到的高度，進而從整體上引領人類文明進步。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實現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的高度自覺，并將之作為當代中國文明實踐的本質性規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具有“原則高度”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溯歷史的源頭才能理解現實的世界，循文化的根基才能辨識當今的中國”。在中國，近代以來人們對“文明”的理解與日本學者借用這兩個漢字翻譯、指稱英文“civilisation”（美式英語為civilization）一詞有關。該詞詞根“civil”意謂“城市的”“公民的”，衍生出“開化的”“進步的”等意，與“野蠻”相對。當中國人自然而然地接受這一翻譯、指稱并用以展開自己的敘事時，會因漢語思維的“前見”而蘊含著中國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我們有必要回到傳統典籍中，將這種“前見”和獨特理解彰顯出來。

“文”在中國古代有文字、文采和紋理（規則）之意；“明”有光明、照亮、智慧之意。“文明”合用，在傳統典籍中有四處值得特別注意。一是《周易》說：“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強調人文效法天文，人道效法天道，在人類與自然萬物發生關系的過程中產生文明，文明即是要遵天文之時律，行其所當行，止其所當止，內修文德以化成天下。二是《尚書》稱贊舜帝：“浚哲文明，溫恭允塞。”唐代孔穎達對“文明”二字注疏曰：“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這從圣人美德的角度強調了把握與自然萬物的關系以照拂、教化天下生民之意旨。三是《周易》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之說。既是對萬物初煥光彩、文明初現的描摹，后也引申為一種理想的天下愿景。四是《禮記》提出“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是故情深而文明”。這里強調在推行禮樂教化時，情感越是深厚就越會鮮明動人——重情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可見，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因人而文，因人而明，因人有止而文明，因人之性、情、德而文明，而且這樣的文明一開始就有著照臨四方、協和天下的理想。也就是說，中華民族基于生命實踐對文明作了人文秩序的初始理解，并在這種人文秩序中彰顯人的智慧、道德、情感和天下視野，體現出以人為本、天下大同的文明觀。

這種鮮明的人文精神和天下情懷，成為中華文明區別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標識。西方學者韋伯和帕森斯都指認，西方文明側重于理性地控制世界，中華文明則意味著理性地適應世界。心理學家榮格揭示了中國“金花的秘密”，指出中國人總能在對立雙方中保持平衡，這是“高等文化的標志”；相反，西方文明突出片面性，雖然總能提供動力，卻是“野蠻的標志”。英國哲學家羅素以其中國之行的親身經驗指出，“西方文明建立在這樣的假設之上，用心理學家的話來說是精力過剩的合理化……西方人向來崇尚效率，而不考慮這種效率是服務于何種目的”；“若不借鑒一向被我們輕視的東方智慧，我們的文明就沒有指望了”。辜鴻銘也指出，“歐洲并未在發現和理解真正的文明、文明的基礎、意義上下多少功夫，而是傾全力于增加文明利器”，他認為中國語言中“文明”從其文字構成來看，是由“美好和智慧”組合而成，“即美好和智慧的東西就是文明”，又說“在中國古代經典里，‘文明’的真正含義在于‘秩序與發展’”。還有眾多中外思想家闡述了中華文明重情的特質，例如梁漱溟就認為，與西方重物理不同，中國人突出的是情理，“倫理情誼，人生向上”是中華民族獨特的民族精神。在“祛魅”的西方現代文明映襯下，中華文明這些特質恰恰能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獨特底蘊和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蘊藏著解決當代人類面臨的難題的重要啟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理解的核心之處在于：基于人的生命實踐，以人、天下為原則，以行有所止的理性智慧追求美好生活。對“人”的領悟就是“仁”，而天下乃是由仁而化的天下，美好生活則是生命的理想狀態。從當今人類文明面臨危機的角度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對文明的獨特理解恰恰是有原則高度的，具有跨越時空的永恒價值。

以“第二個結合”推進當代中國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

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高度契合。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真理之光激活了中華文明的基因，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則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在兩者的相互成就中發展出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魂脈和根脈，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實踐因此展現出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新圖景，代表著人類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彰顯了當代中國文明實踐的原則高度。這種原則高度在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求中體現出來，在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具體實踐中體現出來。

一是人民至上的文明本質。在中國共產黨人看來，“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西方現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資本為中心，見物不見人。作為中國式現代化指導思想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將“必須堅持人民至上”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第一條，并提出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突出現代化的人民性。習近平總書記還特別強調“從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來看中國”，“展現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和人文底蘊”，明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追求。歸根結底，文明是人的文明，“現代化道路最終能否走得通、行得穩，關鍵要看是否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中國式現代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是讓14億多中國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二是文明以止的人文秩序。西方以資本為中心、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對外擴張掠奪的現代化老路之所以行不通，就在于其文明是“無止”的文明。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實踐則是有止的實踐，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特色”的規范之中。人口規模巨大要求我們從實際國情、人口特點出發；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要求防止兩極分化；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要求防止物質主義膨脹；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反對無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壞自然；走和平發展道路要求不走一些國家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老路。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親仁善鄰、協和萬邦是中華文明一貫的處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華文明鮮明的價值導向，革故鼎新、與時俱進是中華文明永恒的精神氣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華文明內在的生存理念。”這些都是由人民至上的文明本質所決定的人文秩序與規范。

三是人的全面發展的文明目標。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實踐不僅追求物的極大豐富，更追求人的全面發展。人是“能動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單向度’的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不僅包括物質生活上的共同富裕，而且包括精神生活上的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就是既要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也要精神財富極大豐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強，讓全體人民始終擁有團結奮斗的思想基礎、開拓進取的主動精神、健康向上的價值追求，而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最終目的就是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

四是文明交流互鑒的天下胸懷。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而且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不僅以海納百川的寬闊胸襟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而且強調立己達人，增強現代化成果的普惠性，與世界各國共享機遇。中國共產黨直面世界之問、時代之問，提出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中國方案、中國智慧，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強調和踐行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始終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中國的文明實踐，正是馬克思所期許的“真正的普遍的文明”的生動體現。我們有理由堅信，擁有中國式現代化這樣“有原則高度的文明實踐”，中國會更加美好，人類會更加美好。

（作者：沈湘平，系北京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