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轉農”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特征

　　“非轉農”現象呈現明顯的地域性特征，并非全國普遍現象，“非轉農”高發地區主要集中在農村經濟社會發展良好、與城市差距較小的地區，具體而言，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類以高度的農村工業化為特征，主要集中在長三角地區。長三角地區的廣大農村作為大城市的腹地，形成了高度專業化的農村工業，農村工廠和市場遍地開花，交通便捷，城鄉公共服務差距大幅縮小。以浙江為例，浙江義烏等地農村的許多百姓都自己辦廠開店，積累了大量的財富。當地規定，農村社區的居民可以免費得到一塊120平方米的宅基地，一塊宅基地平均價就在百萬元以上，如果再在這個宅基地上建3層小樓就值600多萬元。

　　第二類是以發達的集體經濟為基礎的村莊分紅為特征，主要集中在珠三角地區。在這些地區土地收益根據社區戶籍每年分紅，這意味著擁有當地的農村戶口，就能夠有從土地經營收益中分一杯羹的權利。在改革開放初期，珠三角很多村莊集體修建工廠出租給外商，至今仍有大量的租金收入，當地村民按照戶籍可以按年獲取紅利。因此，珠三角很多地區的農民即便有“農轉非”的機會也不愿意把戶口轉出去。

　　第三類大量集中在北上廣等大城市周邊，城市的輻射帶動作用拉動了郊區的發展，大城市周邊的土地價值也在不斷增值，一旦拆遷或者土地征用，能夠獲得大量補償。

　　在上述三類情形中，當地的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都比較高，農村公共服務比較齊全，與城市的差距非常小。

　　“進城不轉戶”的牽制力與排斥力

　　除“非轉農”之外，近年來越來越多農民愿意進城，但并不愿意轉戶口。這主要源于農村土地后顧之憂的牽制力以及半截子城鎮化的排斥力。

　　農民對進城的最大顧慮來自于土地，盡管國家規定了農村土地承包關系長久不變，但各地在制定城鎮化具體政策時多以農民的土地為條件，土地換保障、土地換住房等政策曾經大行其道。土地對于農民而言往往是最后的生存保障，以此為代價進入城市，農民必然心存疑慮。

　　為了消除顧慮，解決新市民的社保、就業、發展等問題就至關重要。然而很多地方只顧把農民轉移出來，農民的生活成本提高、就業困難、城市融入情況差，同時沒有獲得與城市居民同等的社會保障，上樓致貧問題不斷出現，讓農民放心且自愿地放棄農村戶籍成了困難的事情。

　　當前的現實是，只能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作為農民轉戶進城的主要承接地，但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發展往往不盡如人意，對農民缺乏吸引力。

　　這體現了我國城市發展的行政級別特征，即城市很多資源的配置是按照行政級別進行的，行政級別高的大城市獲得更多資源，行政級別較低的市縣鎮則獲得較少資源。一個顯著的例子是京津冀地區，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資源集中，大城市病一直解決不了，而環繞北京、天津的河北省卻有很多貧困縣，因為資源過不去。以往的城鄉統籌，是把資源都統籌到城鎮尤其是大城市去了，鄉鎮、縣城發展較難。

　　與發達國家“逆城市化”的異同

　　發達國家“逆城市化”其實是城鄉均衡發展的結果，我國上述現象的出現與此既有相似之處，也有區別。以美國為例，其郊區或者農村的公共服務與大都市基本等同，但卻能夠較便宜地擁有寬敞的住房、便捷的交通和空氣質量高的環境，對中產階級吸引力很大。大量的中產階級外遷就形成了逆城市化現象。

　　美國有6000多所大學，在大都市的很少，大都集中在小鎮上，形成富有特色的大學鎮。美國不少企業也愿意把總部設置在小鎮上，形成公司鎮。在這種格局下，人口、就業機會和資源就從城市向農村流動，形成了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現象。在大學鎮與公司鎮，由于只有具備一定知識技能的人才能夠在這里就業，相反大城市則能夠提供更多低技能的基礎性工作，于是出現窮人往大都市跑，富人到鄉村工作的人才逆流動。

　　“逆城市化”的說法來源于發達國家城市化后期的一個階段，因此，用“逆城市化”來描述目前國內出現的“非轉農”等現象并不準確。兩者相比較，我國的“非轉農”與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一定區別。相似之處在于，兩者的前提都是較小的城鄉差距。差別在于發達國家的“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后期大城市病驅動下的資源逆向流動，而我國還遠沒到這個階段，“非轉農”還是少數，大量農民仍愿進城，只是不愿轉戶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