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慶梅拿著兒子從澳大利亞帶回來的魚油。(劉陽 攝)

　5月14日上午，記者探訪后楚莊村，較少看到年輕人。(劉陽 攝)

　一條主干道將后楚莊村與周邊的村子連接起來。(劉陽 攝)

　　濟南移民村后遺癥：村民大多避談出國 已經難以復制

　　2013年8月，因被冠以“電焊工移民村”的名號,長清區孝里鎮后楚莊村突然變得熱鬧極了。一時間，全國各地的記者紛紛涌入，挨家挨戶刨根問底。隨后，“月入兩三萬元”“拿綠卡、住別墅”“移民神話”等標簽，讓這個只有200多戶村民的小村莊在全國火了起來。

　　一個村莊變為“移民村”，幾十戶村民上演著“草根逆襲”。如今，快兩年過去，后楚莊村已慢慢歸于平靜，但是當地村民還沒有從當年的媒體“沖擊波”中走出。同時，因受移民政策所限，加之本土企業的崛起，“澳洲藍領夢”已經難以復制。

　　移民村“后遺癥” 村民大多避談出國

　　從外表上看，后楚莊村與周邊村莊并無差異。綠油油的麥地一眼望不到邊，一旁的道路上堆砌著秸稈和石墩。同時，這里也有著農村“空心化”的常態：村子里少見青年人，老人們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拉著家常。

　　一條主干道將后楚莊村與臨近的四街村和金村連接起來，街上偶爾駛過幾輛農用三輪車。村子里的房屋有的略顯陳舊，有的則修繕一新，有的可能用澳元建造起來的雙扇大門，頂上寫有紅底金字的“家和萬事興”。

　　5月14日，記者來到后楚莊村，探訪輿論熱議兩年后村子的現狀。理論上講，在這個每三四戶中就有一戶“打洋工”的村莊尋找移民家庭不算費勁，但事實并非如此。

　　一上午的時間，記者敲開了多戶村民的家門，當得知記者來意后，大多數村民都選擇了避而不談，昔日紅火的“移民”字眼如今成了“敏感詞”。

　　“當年組織過一次集中采訪，之后還是有記者不斷過來，也有人看著出國打工賺錢多，過來咨詢‘取經’，有的直接闖到人家家里去問，這樣他們的正常生活也受到了影響，”長清區孝里鎮宣傳辦主任牛振勇告訴記者，“有出國的直接從澳大利亞打電話告訴家人，不要再接受采訪了。”

　　赴海外“淘金” 80戶村民變“澳洲藍領”

　　幾經輾轉，記者終于找到一戶移民家庭。

　　9年前，已經過了而立之年的馬新峰帶著幾件行李和一身本領，貸款17萬元交給中介后，遠赴8000多公里之外的澳大利亞，在珀斯的一家工廠里干起了電焊工。

　　雖然是一門苦差事，馬新峰卻很少向家里抱怨。每天早上5點開工，即使在夏天，也要戴著頭罩和護目鏡，悶在厚重的防護服里做活。奮斗幾年后，馬新峰住進了500平方米左右的洋房，也把妻兒接了過去。

　　“這小子算是出息了。”如今，回想起兒子第一次出國時的波折，馬新峰的父母馬克平和方慶梅依然記憶猶新，“剛把出國手續辦下來后，這小子去他姥姥家，結果半道上讓拖拉機把腿給撞斷了，為這個又在家養了1年才出去，難過得天天哭。”

　　早在馬新峰出國前的1年，澳大利亞對于后楚莊村還是個陌生的字眼。2005年，村民尹法剛在深圳一家船廠干活時，其出色的手藝引起了公司國外工作人員的注意，還建議他去澳大利亞闖一闖。“這孩子當時膽子大，找中介報上名后就去了澳大利亞。”馬克平說。3年后，尹法剛在墨爾本買下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辦下了綠卡，還生了個澳大利亞籍的兒子。

　　看到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成功了，后楚莊村的年輕人們躁動了起來。找中介-補英語-苦練電焊技術-出國，越來越多的人復制著尹法剛的路子，出國潮在2007年前后達到了高峰。牛振勇介紹，后楚莊村200多戶居民中，有近80多戶在海外“淘金”，“臨近的四街村也有七八十戶出國了。”

　　后楚莊村的“移民神話”，也是中國技術移民熱潮的一個縮影。

　　據《中國國際移民報告(2015)》藍皮書顯示，過去10年間，中國已成為澳大利亞第二大技術移民來源國。2013-2014年，獲得澳大利亞積分制技術移民簽證的中國人共8340人，僅在2013年，就有20245名中國人通過職業技能獲得永久居留權。

　　在澳大利亞，除了收入可觀，當地的福利待遇也吸引著村民前往。后楚莊村的年輕人通過申請457簽證過去，工作滿兩年后可以申請雇主擔保移民。在當地生孩子住院，政府給買單，還能享受5000澳元的補貼。

　　“俺兒待的城市有很多同村的，都住在一個社區，成了‘小后楚莊’了。”馬克平笑言道。

　　身陷“磨合期” 當中國傳統遭遇西方文化

　　在國內，像后楚莊村這樣的移民村并非個例。有300多年僑居國外歷史的浙江青田縣，現有華僑25萬多人，遍布世界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安徽槐塘村2000人中，有近千人曾務工經商闖蕩西歐，村里約80%以上的農戶有親人在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家。

　　“在國外過日子有好處，也有很多不習慣的地方。”馬克平說，印象最深的就是澳大利亞的居住環境，藍天白云氣候適宜，“俺兒在那邊日常生活都沒問題，要想融入當地生活，還得需要多磨合、多適應。”語言最成問題。早些年從后楚莊村走出去的青年大多學歷不高，只要電焊技術過硬，就會被老板選中“漂洋過海”，直到申請綠卡時才會要求英語考試。“當時大部分人的分數不夠，但是政府也能變通，”一位村民曾告訴媒體，只要交上2000澳元，在當地語言培訓機構按時上課就行，但是“有人干脆只交錢不去讀，當地也不管。”

　　有媒體曾對加拿大的華人移民家庭做過調查。在溫哥華、多倫多等地，有些僑胞至今不能熟練使用當地語言，很少邁出唐人街;而2006年以后的移民，則習慣于居住在華人集中的社區，過著“中國化”的生活，融入的積極性相對較低。

　　而這種不適應，馬克平和方慶梅也多少感受到了一些。3年前第一次到澳大利亞探親時，老兩口感覺很新鮮，看到有人出海釣魚，馬克平也躍躍欲試;見有人在海灘沖浪，兩人看得饒有興趣?？蓵r間一久，老兩口就打算回家，“還是不習慣吶，平時除了在家里做飯，基本不出門，人家說話咱也聽不懂，憋得慌。”

　　在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云華看來，社會地位等方面產生的心理落差，也是很多來自中國的技術移民面臨的問題。多年前移民新加坡的他曾向媒體表示，這種心理落差造成的局面是：通過移民取得外籍身份，但絕大多數時間仍以國內的方式生活。門檻提高﹃移民村﹄現象難復制

　　“前年俺們村讓你們(媒體)寫得太火了，很多人都覺得出了國以后錢很好賺，其實根本不是這樣。”說到兒子這兩年的生活狀況時，馬克平的嗓門明顯提高了，“現在廠子接的活少了，俺兒賺的錢都快夠不上還房貸了。”

　　2008年前后，金融危機席卷澳大利亞，4年后，當地的失業率慢慢走高。澳大利亞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1月失業率達6.4%，創13年以來最高紀錄。

　　而讓馬新峰感受最深的是，過去最多每天能干10個小時、賺300澳元的活兒，現在縮減了大半。“俺兒買的房子有40萬的貸款，賺的錢還得向政府繳稅、養活孩子，現在的日子大不如以前了。”馬克平直搖頭。

　　不好找活兒的現狀，讓不少外村慕名而來打聽出國事宜的年輕人猶豫不決，而移民政策的不穩定性，則讓他們打了退堂鼓。

　　為了給當地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這幾年發生了較大變化，2011年成為最嚴格的一年，要求技術移民的雅思成績達到單科6分以上，這近乎大學英語六級考試的標準，將一大批申請者拒之門外。而2012年，從1月到11月，各項新政不停地推出，被稱為移民政策“變臉年”。

　　“政策緊了，這兩年村里再沒有人申請出國了。”牛振勇告訴記者，近幾年，孝里鎮通過招商引資，進來一批企業，村里不少年輕人留了下來，技術好的每月也能拿到將近1萬元，“在家門口打工，也不耽誤家里農忙的時候干活，所以‘打洋工’的熱乎勁兒慢慢退去了。”

　　5月的后楚莊村，麥地里的小麥已經接近一人高，家家戶戶馬上進入收獲的季節，而此時幾千公里之外的馬新峰，剛剛與工作的工廠續簽了4年合同。至于兒子未來有什么打算，方慶梅心里也沒譜兒，“家里有五六畝地，回家生活也沒問題，但是在哪

　　兒過得好就在哪兒待著，就由他吧。”

　　原標題：濟南移民神話：赴海外“淘金” 80戶村民變“澳洲藍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