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錦詩：我也想過離開敦煌

編輯：關玲時間：11/24/2021 9:51:39 AM 瀏覽：3130

今年11月5日，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被授予敬業奉獻類“全國道德模范”榮譽稱號。樊錦詩以《敦煌的女兒》這篇文章為人們熟知，當年她剛滿37歲，一點也不希望記者采訪自己，“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他們應該去報道常書鴻、段文杰等老一輩莫高窟人。”

那時的樊錦詩沒覺得自己做過什么了不起的事。成長于上海，求學于北京，她在剛工作時不適應敦煌“惡劣”的環境，后來又與丈夫彭金章長期分居，因工作繁忙，無力照顧兩個孩子。

她動搖過，也猶豫過。然而一走進石窟，再苦再累也值得。莫高窟的壁畫是她魂牽夢繞的熱愛和命中注定的使命。千里迢迢來到敦煌，四十余年殫精竭慮，樊錦詩從來都無愧于“敦煌的女兒”。

報告文學《敦煌的女兒》

1984年1月3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關注，而這對于當時的我來說，簡直是個沉重的負擔。這篇文章是怎么發表的？他們為什么要找我呢？

事情還要從1983年8月第一次在蘭州召開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說起。當時學術界還處于較沉寂的狀態，所以當時召開這樣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大家特別重視。這次會議的規模很大，不僅請來了國內外許多敦煌學的著名專家學者，而且請來了中宣部、教育部和甘肅省委的領導。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有一位領導同志表揚了我，說我是新中國自己培養的知識分子。

沒想到，到了9月，突然來了《光明日報》的幾位記者，說是要采訪我，報道我的事跡。我說我沒有做過什么了不起的事，沒什么可報道的，還是不要寫了，如果實在要寫就寫寫別的老先生。在我看來，記者更應該去報道常書鴻、段文杰等老一輩莫高窟人。結果記者說，我們是專門來采訪你的。我就想方設法說服他們不要采訪我，表示自己不愿被報道。

樊錦詩與以她為原型的雕塑作品《青春》合影

晚飯后，他們邀我出去散步，我想散步可以，那就一起出去走走吧。我與他們一起在莫高窟前面的林蔭路上散步，邊走邊聊，逐漸地，他們跟我聊起了家常，問我什么時候來敦煌的，怎么來的，愛人干什么工作，有沒有孩子……我后來想想，自己確實太傻，從未接受過采訪，不知這其實就是記者的采訪，還以為就是聊聊天，拉家常。我毫無防備，他們問什么，我就答什么。當時我沒有想到家常事，也可以去寫報道，真是沒有任何察覺。

散步后，他們又到我宿舍里坐了一會兒。一位年輕的女記者名叫吳曉民，無意中看見我書桌上放著一封信，信是孩子寫來的。她提出能否看看這封信。我想孩子的信也沒有什么秘密，想看就看吧。這封信是1983年7月4日我大兒子予民寫來的，信上說：“媽媽，我們學校已考完試，放暑假了。我這次考得不好，英語開了紅燈，我很慚愧，也很著急。原想利用暑假好好補習一下?？砂职钟忠獛W生出去考古，這一走又是半年。媽媽，您什么時候才能調來？您明年一定調回來吧！媽媽，我想你啊……”

看過孩子的來信，吳曉民忽然說：“有了?！蔽覇柺裁从辛耍克f，本來我們想從正面寫你的，現在我們就寫你是怎么來敦煌的！此時我才恍然大悟，原來記者邀我散步是為了采訪，自己上當了，可是為時已晚！這時，我還是與他們商量能不能不要報道。他們回答，不行，我們專程來敦煌，就是為了采訪你，這是領導布置的任務，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不能空手而回。

到了這個份上，我已無法拒絕。因為在事實上，我已經“接受了”采訪，再拒絕已無濟于事，好在我是實話實說。這時，我向主筆的吳曉民提出條件，希望不要按照他們的什么“需要”來塑造我這個人物，我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千萬不要把我寫成“金剛力士”。而且，我還要求他們寫完后，必須給段所長和劉書記審閱，他們答應照辦了。后來，他們還給我看了稿子，征求我的意見，問我事實有無出入。

1963年夏，樊錦詩在畢業離別北大前夕與彭金章校園合影

這些年輕的記者沒有想到，兩個新中國培養的北京大學畢業生，響應祖國的號召，各自選擇了最艱苦的地方，一個在武漢大學創建考古專業，一個在西北荒漠做石窟保護。兩人為了工作，長期分居兩地，根本無法顧及孩子的教育。這些事情深深觸動了他們。不久之后，一篇題為《敦煌的女兒》的長文就刊載于《光明日報》。這篇文章是以整版形式刊登的，老彭看見了，宿白先生看見了，住在宿白先生對面的鄧廣銘先生也看見了。據說，宿白先生對鄧廣銘先生說，報上談的基本上還符合事實。我過去的老師和同學們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卻沒有看到。直到幾個月后，有人提起這篇文章，我才知道自己一夜之間成了“名人”。

其實，當時我心里并不是很興奮。因為很多事情我一直藏在心里，不愿向外人去說。而現在自己的家事幾乎全國上下都知道了。“敦煌的女兒”這樣一個美名，那時也讓我倍感不安和壓力。

我其實想過離開敦煌

外界都認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選擇的。說實話，其實我有幾次都想離開敦煌。

但是為什么留下來，這是一個人的命。

20世紀60年代的莫高窟和今天的莫高窟不可同日而語，那時的敦煌人都是住土房，睡土炕，吃雜糧。研究所絕大多數人員都住在土坯平房里，直到1980年，國家才給撥款修建了新的宿舍樓。當時的整個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搖電話，和外界聯絡非常困難。晚上只能用蠟燭或手電照明，上趟廁所都要跑好遠的路。周圍根本沒有商店，有了錢也沒有地方可以買到東西。

雖然我大學時就習慣了獨立生活，但起初還是不能完全適應敦煌的生活。在這里，吃得最多的菜是“老三片”，土豆片、蘿卜片和白菜片。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樹上結的榆錢。榆錢摘下來撒上鹽、和上面，在鍋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剛分配到敦煌的時候，我時常想念北京大學的食堂，想念學五食堂的飯菜，有時候想著想著都要流口水。因長期營養不良加上過度勞累，有一次我竟然暈倒在辦公室。

我剛到莫高窟實習的時候鬧過一個笑話。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頭，洗完之后發現頭發還是黏的。兩個多月的實習，一直到離開敦煌我也沒明白，為什么洗了頭，我的頭發還是會發黏？后來才知道敦煌的水堿性很大。因為敦煌的水堿性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結出的堿。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發現敦煌當地人用洗衣粉洗頭。后來我回上海探親時，每次總要帶一些洗發膏回敦煌，再后來變成帶洗發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帶什么洗發產品，因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換代非?？?。

1962年10月，樊錦詩（居中）在莫高窟北大實習同學合影

治沙和種樹，是當時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須參加的兩項工作。保護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種樹。種樹的事情從冬天就開始醞釀，一到開春就馬上栽下樹苗。這里最好活的樹就是楊樹，現在圍繞莫高窟蜿蜒的參天大楊樹，都是當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親手植下的。

整個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電，在此之前的幾年已經自己發電，每天只能保證兩三個小時的用電，根本不能像在學校那樣，到了晚上還可以到自習室去學習。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廟里，解個手還需要到廟外較遠的土廁。一天晚上，我剛走出側門時，突然發現廟門外有一個黑乎乎的東西，兩個眼睛泛著綠光。我心里一緊，想著當地同事說這地方有狼，趕緊回了屋，把門閂得緊緊的，嚇得一夜沒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發現原來那是頭驢。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漸忘記了都市，忘記了一切和城市有關的生活，忘記了我也曾是“南國女兒”。我把所有的時間和精力全部傾注在工作中。剛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憶起過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會感到一種失落，這種失落一直會把我拽向憂郁的深淵。為了抗拒這個深淵，我必須學會遺忘。我把臨出門時我姐姐送給我的小鏡子藏起來，不再每天照鏡子，直到現在我也不怎么照鏡子。我漸漸習慣了宿舍沒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遠也掃不干凈的沙塵；習慣了用報紙糊起來的天花板；習慣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頭上，然后我爬起來撣撣土，若無其事地繼續睡覺。

如果說我從來沒有猶豫、沒有動搖過，那是假話。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確實是兩個世界。每到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就感到孤獨。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風，窗外刮風屋內下沙。我常常感覺好像整個世界都把我給忘了，北大把我給忘了，老彭也把我給忘了。望著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淚。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進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1965年的莫高窟中寺舊宿舍

從1963年到1966年，我參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遺址發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間，我還在甘肅山丹縣花寨公社參加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及敦煌魏晉墓群的考古發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義園灣、文化路和七里鎮的古墓葬，以及黨河古墓葬負責考古發掘與調查。一邊發掘，一邊搞社教活動，一邊咬緊牙關，等待命運的轉機。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發掘工作，我才能暫時忘卻心中的不快。

在畢業分配的最初那段時間，在和家人分別的十九年里，有好幾次我都想過要離開敦煌。后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適應了敦煌的生活。隨著我對敦煌石窟價值認識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漸對敦煌產生了割舍不斷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終沒有離開，其中固然有命運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從情感上越來越離不開敦煌。而最終讓我安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守護敦煌，還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親

我一直說我并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沒有老彭放棄自己的事業來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堅持下來。

1968年，我懷第一個孩子時，本來打算到武漢生產。之所以計劃去武漢，是因為武漢的醫療和生活條件都比敦煌好。我從小體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擔心我分娩的時候出現意外，力主我去武漢。況且我在敦煌身邊一個親人都沒有，生了孩子無人照顧，按照那時候的制度，產婦有五十六天產假，產婦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個人在敦煌，堅決讓我去武漢。這樣的安排應該說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臨近分娩前的一個多月，我去向革委會請假。當時研究所的革委會主任不但不給請假，還對我說：“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漢去生。”聽到這樣的話，我整個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個善于言辭的人，只覺得又氣又羞，覺得這個人太不講理了！含著眼淚轉身就跑出了辦公室。我那時真想放聲大哭，但是我告訴自己不能哭，特別不能在這個時候哭，不能讓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樊錦詩與彭金章的結婚照

不僅不能哭，我竟然還接到通知，讓我去農村參加秋收勞動。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節，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長得很矮，我挺著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勸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請假。我賭氣說：“我決不去請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這樣，我就隨著大家到農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動彈不得了。當時，我們吃住都在老鄉的家里。老鄉很有經驗，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為我著急。

老鄉很善良，她希望給我說情讓我趕緊回去，以免發生意外。我說：“沒關系，謝謝您！”我沒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現好一些，堅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會主任請假。等勞動結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請的時候，已經走不了了。也許是勞動強度過大，回到單位沒有多久，我發現自己的小便有血。我沒有任何經驗，不知道這是什么原因，所以找了位有經驗的女同事咨詢，她告訴我這是見紅了，哪兒都不能去了，必須馬上去醫院。

上海家里知道我不會做針線活，在上海為我買好了嬰兒的衣服和用品，全部寄到了武漢。老彭也希望我回武漢生孩子，這樣照顧起來比較方便。他還把我婆婆從河北農村接到武漢，準備照顧我坐月子。婆婆特意從河北老家為我帶了紅棗、小米、雞蛋等不少營養品。老彭在武漢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就是不見我回去。而我這邊什么準備也沒有做，連一件嬰兒的衣服都沒有。

我被送去醫院的時候，只帶了一些碎布，準備給孩子當尿布用。我很害怕因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響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問題，那怎么面對老彭？我當時都不敢想。

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著，就在那里坐著，眼睜睜地看著病房里燒得很旺的爐子，那爐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現在想來，那樣的環境怎么能當產婦的病房，可當時的條件就是這樣。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渾身上下有一種難以形容的難受，內心極度煩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在醫院，也忘記了自己將要做母親，只感到渾身難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敦煌醫院的護士長真好，見我不在病房就到處找我。等找到我之后，她見我神情恍惚，就不停地寬慰我：“你怎么在這里散步啊？外面冷。你馬上就要做媽媽了，可千萬不能著涼?！蔽艺f：“我難受，想走走?！笨吹贸鏊浅Ｐ奶畚?，她說：“好?。∧俏遗阒惆?，咱倆回病房聊聊天。”就這樣，護士長把我攙回了病房。到了病房，她發現我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怕我再有意外，她就不走，一直陪著我聊天。就這樣，我慢慢睡著了。這位護士長對我真好，我永遠也忘不了她。

第二天上午起床不久，我發現床單濕了，以為自己尿床了，很不好意思。其實我根本不懂，直到很多護士過來按著我，我才知道是羊水破了。大概兩三個小時之后，孩子出生了。

孩子連一件衣服都沒有，怎么辦？人家說：“你這個當母親的也真是的，怎么連件衣服也不給孩子準備?！蔽夷苷f什么，有苦說不出。只能用自己穿的“棉猴”權當衣服裹著孩子赤裸的身體。孩子那么小，醫生說六斤都不到，我的眼淚直往肚子里流。醫生接著問：“你怎么是一個人？你丈夫呢？”我說：“我丈夫還不知道?！贬t生驚訝地看著我：“那趕緊找人給你丈夫打個電報，告訴他你生了個男孩。”

后來，醫院的護士幫助我給武漢發了個加急電報。

等老彭挑著擔子到醫院找到我的時候，孩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那時我再也控制不住了，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放聲大哭。

老彭見我哭，他也很難過。他說，接到電報后，聽說我已在敦煌生了孩子，他立即就把兩個家給我們母子準備的衣服、奶粉、雞蛋等各種各樣東西全部帶上，找了一副扁擔，擔了滿滿兩筐，急匆匆地上了火車。他從武昌車站坐火車出發，到鄭州換乘火車，又經過兩天兩夜，到達敦煌北面的柳園火車站，在柳園火車站又換坐了長途汽車才到敦煌。他到敦煌縣城后，馬上給研究所打電話，研究所唯一的手搖電話居然無人接聽。他只好在研究所駐敦煌縣城辦事處找人打聽，終于碰到一個年輕人，他告訴老彭，樊錦詩在醫院里。他馬上挑著擔子趕到醫院。他聽說兒子已經出生好幾天了，還光著屁股，難過得直掉眼淚。

樊錦詩的兩個孩子

那時敦煌的醫院條件很差，很小的病房，只有兩張病床，住了兩個病人。老彭沒地方可以休息。出院回到莫高窟后，他就住在莫高窟中寺的另外一間房子里，陪我坐月子。

老彭挑來的擔子是個“百寶囊”，里面什么都有，幾經周折，居然雞蛋一個都沒有碎，他真了不起。唯獨帶來的衣服太大了，孩子太小了，沒有一件可以穿。我就比著那些衣服的樣式，找舊布自己做。依樣畫葫蘆地做了三四套小衣服、小褲子，這樣就可以替換了。我印象特別深的是，老彭怕沒有長輩在旁邊指點，我又完全沒有帶孩子的經驗，所以特地隨身帶了一本《媽媽手冊》。多長時間喝水，多長時間喝奶，孩子哭鬧是什么原因，手冊里面都有。后來我就根據這本《媽媽手冊》把孩子帶到了一歲多。

產后，我的心情一直不好，心里很難過。就在我出院回到莫高窟宿舍的日子里，時?？梢月牭酵饷嬖陂_斗爭會，不時聽到有人大聲吼叫。每當這時我就特別煩躁，老彭就說：“別管他，你休息你的?！钡俏倚睦锊皇娣?，這么斗來斗去，什么時候是個頭??！

老彭才到敦煌十多天，離孩子滿月還差十天左右，武漢大學就來電報催老彭回去，是工宣隊來的電報，意思是說怎么能請這么長的假。我說老彭你走吧，心里當然非常難過。老彭走了之后，我一個人帶孩子，就靠那本《媽媽手冊》。漸漸地我覺得自己沒有奶水了，研究所來探望的人說我吃得太少，一定要多吃，否則就不會有奶水。南方人坐月子要喝各種各樣的湯，什么魚湯、雞湯、豬蹄子燉湯，當地人坐月子吃的是小米和羊肉湯，吃羊肉講究要吃羯羊肉。我就自己動手熬小米湯，燉羊肉湯。我對自己說千萬不能再病倒了，要是病倒，孩子就更可憐了，到時候讓老彭怎么辦呢？

這個孩子挺照顧我，在那樣的生活條件下，從生下來就沒有生過病，我自己倒病了一場。只是他長到三個月左右，我的奶水就不夠了。我給上海家里寫信，讓家里人寄奶粉過來。男孩子胃口好，奶粉越吃越多，到后來每個月要吃五六斤奶粉。現在的嬰兒有專用的奶粉，那時候奶粉不分大人小孩，小孩吃了也很好，一點事也沒有。后來奶粉不夠的時候，就逐漸給孩子搭配著吃上海家里寄來的奶糕，不時添加蘋果、蛋黃這些輔食。

但問題很快出現了，我休完產假就要上班，孩子怎么辦？我去上班，孩子沒人帶，只有捆在襁褓里，臨走之前喂飽了讓他睡，中間回來再喂一次奶。小孩都六七個月了，還繼續捆在襁褓里。大家都說絕對不能再這樣了，因為孩子大了他會掙扎，如果不巧繩子套在脖子上就很危險?？墒?，誰來看孩子呢？敦煌是找不到保姆的。從此，我上班的時候總是提心吊膽，只要回宿舍遠遠聽到孩子的哭聲，我心里就踏實一些；如果開門看見他沖著我笑，我就趕緊去親他；如果沒有孩子的聲音，我就會擔心是不是出事了？

必須把孩子送走

后來接連發生的兩件事情，讓我覺得必須把孩子送走。

一天清早，我去地里干活，等到回來喂奶時，宿舍門一開發現孩子一個人在玩，還回頭沖著我笑，笑得非常開心。再一看，不得了！屎拉了一床。我一邊收拾一邊想，把孩子一個人關在屋里，不是長遠之計。還有一次我下班回宿舍，發現孩子從床上滾了下來，臉上沾滿了地上的煤渣。敦煌四五月份的氣溫還比較低，屋里需要生爐子。我臨走的時候把爐子給擋上了，沒想到孩子滾在了爐子下面的煤渣里，幸虧沒有滾到爐子上。這件事情讓我非常后怕。所以我下了決心，一定要把孩子送走。

在找到合適的去處之前，我看到有位同事的母親是安徽農村來的，就去求她老人家幫忙看一看孩子。我說：“大娘，最多兩三個月，我上班的時候，你幫我看一看。喂奶的時候我會送奶來，尿布臟了我通通拿走自己洗。你什么都不需要做，就是把孩子看住就行了。每個月給你二十塊錢。”老人家勉強答應了，但是說時間長了可不行。我就死纏爛打地請老大娘幫我看了近半年的孩子。半年過去了，對方說什么都不愿意再幫忙了。

就這樣，到了1970年2月，孩子只有送走了。送哪兒呢？如果送到武漢，老彭一個人也照顧不了，最后我們商量后決定把孩子送到河北老家他姐姐那兒，請老彭姐姐幫我們帶孩子。

樊錦詩父親樊際麟

1968年元月，我父親去世，11月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第二年，我又要親手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寄養。這些事情湊在一起，現在想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過來的。1973年10月，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在武漢出生，休完產假之后我必須回敦煌上班，孩子依然沒辦法帶回敦煌。還只得請老彭姐姐繼續幫著帶老二。老二在送去河北老家的路途中，因患重感冒導致了嚴重的哮喘。后來在老家，老二又因感冒打了青霉素。可能是遺傳了我的基因，孩子出現了嚴重的過敏反應，差一點丟了性命。

因老二送河北老彭姐姐家寄養，老大就只能接回武漢，由老彭親自照顧。1978年，老大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老二也已經五歲了。姐姐也有了自己的孫子，負擔很重。我和老彭商量后，做了個決定，這次把老二從河北老家接回武漢之后，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調離敦煌。

我去河北老彭姐姐家接老二的時候，已經兩三年沒見到孩子了。我進了院門，見門里面有個小孩站著，黑不溜秋、一絲不掛，我以為是鄰居家的小孩，也沒在意。進屋看見大姐，我說：“大姐，我來了?！贝蠼阏f：“你來啦，你沒見你兒嗎？”我說：“沒見到啊。”她說：“剛才就在門邊啊?！边^了一會兒，大姐去把他領了進來。孩子領進來的時候穿得可整齊了，還給他穿上了長筒襪子。大姐拉著孩子說：“這是你媽，叫媽?！蔽疫@才反應過來，剛才那個黑不溜秋、一絲不掛的男孩正是我的兒子。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眼淚直往下掉。孩子喊我媽，我一聽是一口河北話。

我在河北待了三天，就把孩子帶回來了。我到哪里他就跟我到哪里，孩子是怕我再走了。我們離開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鬧。孩子的大姑倒是哭得很傷心，因為從小帶他，有了感情，舍不得他走。孩子就這樣離開了河北，跟我走了。

我先把孩子帶到北京，在北京買了火車票，我們母子倆再一同坐上回武漢的火車。我們一家四口終于團圓了。武漢大學的宿舍，房間非常小，我們四個人就擠在一張床上。我看著他們父子三個，心想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必須要想辦法解決分居問題。那怎么才能離開敦煌呢？有人給我支了個招，說只要半年不到單位上班，就算自動脫崗，自動離職，這樣就可以離開這個單位。我那天想好了，就采用這個脫崗的辦法，不回敦煌。我在武漢住了半年，全心全意照顧他們父子三人的生活。

但是，在武漢生活的這段時間里，不知為什么，我經常失眠，晚上睡不著，潛意識中總是牽掛著敦煌。我越是壓抑自己不去想莫高窟，那些壁畫就越是縈繞在眼前，揮之不去。盡管嘴上說不再回敦煌，但是心里沒有放下。我越猶豫，心里就越想著敦煌。有天晚上，老彭和孩子們都睡了。我還是睡不著，起來翻書。我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又捧起了一本關于敦煌石窟研究的書。

半年一過，我又回了敦煌，為什么呢？原因很簡單。不在敦煌的半年時間，單位不給我發一分錢的工資，僅靠老彭的工資，難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我要回敦煌才有工資。省里當時也要求我盡快回去，因為我是當時唯一的一個副所長。我想，回敦煌也好，可以當面與組織說明困難，名正言順地調走。

1979年，我帶上了老二曉民，重返敦煌。誰知回敦煌后，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門不同意我調走，堅決要把我留下。這樣，我在敦煌，一方面應對工作，另一方面，老二有哮喘病，我要盡量帶好孩子。因為老二從小不在父母身邊，性格有點內向，不太敢說話。孩子很聽話，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做。我也不著急，想著要讓他放松，就放開他，讓他跟小朋友滿處跑著去玩，今天到水溝里，明天又去玩沙子，漸漸地他就活潑起來了，身體也慢慢有所好轉。

我們單位的果樹很多，我跟孩子說：“咱們家里的東西你可以吃，你想吃其他東西，媽媽可以給你買，但是你不能摘單位樹上的果子，媽媽也不能摘?！庇幸惶焖貋韱栁遥骸皨寢?，媽媽，有一個老奶奶怎么能摘樹上的果子？”我告訴他：“原則上是不可以的，但老人家年紀大了，大家都不去計較，等你長大就懂了?！?/p>

有時候，我也會帶他進城，去之前跟他“約法三章”：“曉民，咱們進城只是去看看，不買東西，你要買東西就不進城了?！彼m然點頭答應，但畢竟是小孩子，一到商場的玩具柜臺就挪不開腳了。我問他：“曉民你是不是看上玩具了？”他只是盯著玩具看，不說話?？戳撕靡粫?，他自己跟我說：“我們有玩具，我們不買?！蔽页＝o他講些童話故事，教他學數數，孩子逐漸會數到一百、一千，后來兩千都會數。

樊錦詩在第454窟調查壁畫題記

這時，敦煌文物研究所在莫高窟辦了一年級到五年級的復合班，因幼小的職工子弟不多，就讓高中畢業的職工子弟擔任教員，教五個年級的幼小職工子弟。我的孩子在莫高窟上學后，一次回來問我：“媽媽，為什么2-1=1？”當時我真想說，這你都不懂！可是，我又想到數學對小孩來說比較抽象，所以就用點油燈的火柴來引導他掌握加減法。過一陣子孩子又問：“媽媽，媽媽，為什么36÷6=6？”我心想，難道學校老師不教乘法口訣嗎？我就給他教。

有一次，孩子寫了錯字，我給他指出來，他說是老師說的，我不便在他面前批評老師，也就沒有多說什么。又有一次他回家給我講故事，故事哪兒來的呢？原來是老師給四年級講語文課的課文。

老二在我身邊有兩三年時間，他很愉快，哮喘病也好了。但我意識到孩子在莫高窟這樣的學校繼續學下去不是長遠之計，無奈只有把他送出去上學。老彭借探親之機，到敦煌就把曉民帶走了，送到上海我的姐姐那兒。在上海過了兩年后，我姐姐說孩子不好好上學，經常獨自跑掉，這使姐姐和母親擔驚受怕，要我把孩子領走。

孩子為啥要跑呢？可能是我姐姐管束得嚴了一些，孩子記得自己是和媽媽一起坐火車到上海的，他要坐火車去敦煌找媽媽。那是1984年，由于我自己在接受審查，根本顧不上去上海領孩子。

這時恰逢老彭到上海出差，便把孩子從上海接到武漢，從此他一個人帶了兩個孩子。我覺得老彭太了不起，我的孩子太可憐。這一年，我與老彭的分居問題已經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因為雙方單位都不同意調動，此事又拖了兩年，最終在老彭的理解下，他放棄了他創建的事業，來到敦煌、來到我的身邊，我們一家才得以團聚。

我一直覺得自己不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因為自己完全沒有盡到一個做妻子、一個當母親的應盡的責任。相反，老彭既要承擔繁重的教學工作，還要帶孩子，既當爹又當媽。由于我的原因，造成我們長期兩地分居，使兩個孩子小時候的教育受到了影響。老大的學習成績一直不理想，老彭為此很苦惱。老二只讀到了大專，再沒有給他創造更好的學習機會。由于自己對孩子的內疚，在家里我從不訓斥孩子。我在與孩子的相處中，善待他們、理解他們、引導他們，遇事與孩子耐心講道理。我對孩子的要求是，不能做壞事，成人后能自立，為社會做點有益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