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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市場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坐行業的轎子，收企業的票子。”幾句戲謔，正是對“紅頂中介”服務亂象的形象比喻。在一些地方甚至有“二政府”之稱的“紅頂中介”，截留了簡政放權的紅利，擾亂了市場秩序，甚至成為腐敗滋生的溫床。因此，亟須進一步規范行政審批，將“紅頂中介”與政府部門徹底脫鉤，并加強監管。 

——編 者

腳踏“政府”和“市場”兩只船，“紅頂中介”與政府部門“扯不斷、理還亂”

從“紅頂”一詞便可知曉，此類中介機構與政府部門有著扯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這樣的“紅頂中介”大到全國性的行業協會，小到地方區域性的行業協會或咨詢公司等中介機構，一方面以市場角色創收盈利，一方面又沾染著行政權力的色彩，在“灰色地帶”游走，腳踏“政府”和“市場”兩只船，在市場競爭中“旱澇保收”，擾亂市場秩序，對企業和個人都造成了損害。

那么，“紅頂中介”這種組織機構是如何產生的呢？

“‘紅頂中介’由來已久，有些可以說正是行政體制改革不徹底的產物。”國家行政學院教授宋世明說。

在政府職能轉變過程中，一些“紅頂中介”本身就是被改革部門的延續。“以中國鋼鐵工業協會為例，199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撤銷了化工部、地礦部、冶金部等10個工業專業經濟部門。但這些部門撤銷后成立了相應的協會。鋼協就是從冶金部延續而來。”宋世明說，“現在依然存在這種情況，一些地方上被改革或取消的部門，原來的工作人員換套‘馬甲’，成立行業協會，延續著這些部門的行政色彩。”

還有些“紅頂中介”是因有些政府部門在簡政放權過程中，直接成立中介機構或指定一家或少數中介機構，承接其取消的審批權力，以此“借尸還魂”，把持審批權限謀取利益。據湖北省紀委2014年通報，黃岡市建設工程質量監督站違規成立黃岡市精正建筑工程質量檢測有限公司，指定由該公司提供建筑工程質量檢測服務并收取服務費，精正公司便是這樣衍生出來的“紅頂中介”。

此外，有些部門負責人私下與中介機構建立利益同盟，以手中權力為中介機構謀利，將其打造成“紅頂中介”的同時，以“吃回扣”的方式兌現。

正是憑借與政府部門這樣的“特殊關系”，“紅頂中介”在政府、企業和個人之間，扮演中間人的角色，“面對企業扮政府，面對政府扮企業”，依附行政權力干預微觀經濟，讓企業和個人無所適從，疲于應付。

簡政放權在做“減法”，“紅頂中介”卻做“加法”

當前，在轉變職能、簡政放權的大背景下，行政審批事項已大幅減少，但同時，有些中介機構卻迅速膨脹，在政府做“減法”的同時，它們卻在做“加法”，截留了本該釋放給社會的改革紅利。

一些部門將審批權取消后，由指定的“紅頂中介”承接，審批權的“紅章”從政府部門的“左口袋”轉移到了“右口袋”，不但沒有起到簡政放權的效果，反而增加了企業的負擔。

根據九三學社《關于行政審批改革后加強對第三方中介機構監督管理的建議》顯示，目前第三方中介事項有30余項，主要形式為技術性審查、評估、鑒證、咨詢報告、證明或意見書，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可行性研究、施工圖設計審查等項目。

一般工業企業投資項目，大多涉及環評等10多個中介服務項目。這些中介服務項目，每一項都可以讓“紅頂中介”從企業身上創收。由于監管不到位，有些“紅頂中介”成為部門的創收工具，對企業收取過高中介費，且服務差、耗時長、手續繁瑣，因而飽受詬病。

記者了解到，山東某化工企業向銀行貸款，以土地和房產做抵押，需做資產評估，國土局和房產局便指定一家會計事務所對該企業作資產評估。“這家會計事務所明顯比其他幾家要貴，但是主管部門給出的理由是這家會計事務所更信得過、不造假。”該化工企業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說。

對此，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壽龍分析：“不排除有些中介機構因其技術水平高、公正公平等優勢更受主管部門信賴。但是，有些被指定機構憑借壟斷性或與部門的曖昧關系隨意提高收費標準，且高得離譜，就有問題了。此外，主管部門指定中介機構這種行為本身就容易出問題，應該以市場化行為來解決這一問題。”

有些審批項目以前在政府部門手中，畢竟受行政法規的約束，因此還能照章辦事。現在，一些審批項目取消后被轉移到中介機構，這些機構掙脫了行政法規的“韁繩”，肆意提高收費標準等行為可謂“變本加厲”。

審計署2014年6月公布的審計工作報告顯示，2013年，13個中央部門主管的35個社會組織和61個所屬事業單位采取違規收費、未經批準開展評比達標、有償提供信息等方式取得收入29.75億元，可見“紅頂中介”的創收能力之高，也反映出其對簡政放權紅利“蠶食”的嚴重性。

“行政機關需要專業技術的支撐，事業單位、智庫、行業協會都可以提供這些技術支撐。”宋世明說，“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行業協會因其與政府部門的密切關系，甚至會以其專業技術的壟斷性‘綁架’政府部門，影響行業政策的制定，進而會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不利影響。”

“灰色地帶”腐敗風險高，“紅頂中介”的“頂戴”要摘掉

2015年1月，國務院黨組會議強調，要消除行政審批“灰色地帶”，整治“紅頂中介”，加快建立權力清單、責任清單和負面清單，著力鏟除滋生腐敗土壤。

“紅頂中介”之所以成為黨風廉政和反腐敗工作的整治對象，那是因為一些主管部門往往與此類行業協會形成利益共同體，存在利益輸送問題。

“部門與中介機構形成的‘灰色地帶’，增加了腐敗風險和安全風險，但難以監管。”宋世明說，“以消防為例，一些地方的消防部門都要求公司到指定的中介機構做消防安全評估，理由也是這樣的消防評估信得過。只要指定，就難免產生利益輸送。同時，確有一些中介機構利用這種‘信得過’，只要公司交錢就給予通過評估，這種不負責任的行為反而增加了安全隱患。”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由部門的二級單位脫鉤而來的中介機構，其實只是形式上脫鉤，利益鏈條并未斬斷，利用其獨特的資源優勢，虛假驗資、虛假評估，謀取利益。

“必須改變政府部門重審批、輕監管的局面，政府部門不是放權以后就撒手不管了。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倒逼其對自己的評估行為負責，這也是政府部門的職責所在。”毛壽龍說。

從被查處的大量案例中可以發現，還有的部門把中介機構當作“小金庫”，把自身應承擔的費用轉嫁給中介機構承擔，或者在中介機構報銷部門或個人費用，有的部門工作人員在中介機構領取加班費、補貼、福利等。湖北省紀委2014年查處的武當山旅游經濟特區旅游局在旅行社行業協會私設“小金庫”一案顯示，該旅行社協會用白條和現金收取培訓費、會費、處罰金、年審費等，結存現金則進了旅游局一位科長的個人腰包。

還有一些中介機構異化為腐敗的“掮客”。中介機構以服務費、會費、高房租、超額水電費等名義回饋，或以高息集資、投資分紅的形式與主管部門結成利益共同體，甚至有主管部門負責人在中介機構中“占干股”謀取私利。

“無論是規范中介機構收費服務，還是降低腐敗風險，都要實現行業協會與行政機關的真正脫鉤。實現脫鉤，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的目標，這樣才能斬斷利益輸送的鏈條，鏟除腐敗溫床。”宋世明說。

專家指出，當前還要改變“一行一會”的壟斷局面，促進形成“一行多會”，以使行業協會充分競爭，同時改變政府部門指定“紅頂中介”的行政方式，讓市場起決定作用，讓“紅頂中介”回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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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昆明 ：“公貸”非得指定中介嗎

老百姓在置業時往往要與當地的公積金貸款中心打交道，貸款中少不了會遇到公證費、評估費、擔保費和手續費等費用。

云南昆明市的周女士2014年購置新房，用公積金貸款26萬。她給記者細數了辦貸款所繳納的費用：“擔保服務費1560元，手續費200元，代收抵押登記費90元；公證費260元，手續費150元；總計2260元。”

記者近日來到云南省級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進行咨詢。在大廳，展板上貼著的是貸款流程“公積金貸款銀行初審受理——擔保受理——公證受理”，工作席位依次是各商業銀行、“云南商廈住房置業擔保有限公司”的席位和“國信公證”的席位。

“買新房需要200元擔保手續費，二手房則可免擔保手續費。”云南商廈住房置業擔保公司工作人員說，她出示的市發改委的《住房公積金貸款擔保服務收費標準批復》顯示：在未取得房產證前的階段性擔保為——20萬元以下每戶3200元，20萬元以上（含20萬元）每戶3500元；全程擔保的擔保期限在10年以下（含10年）的為貸款額的1％，10年以上為貸款額的1.5％。

國信公證的工作人員介紹，“公證費按照全部貸款額的千分之一加上手續費150元、認定報告費600元。純公積金貸款，需要做認定報告，費用600元一筆；如果是組合貸款，需要做評估，繳納評估費。”

據擔保公司和公證處的工作人員介紹，云南商廈住房置業擔保公司和國信公證處均為公積金貸款中心的合作單位和指定辦理點。

“貸款費用就花了2000多塊，差不多一個月的積蓄呢！”周女士說。據昆明市統計局數據，2014年1—3季度，昆明市城鎮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754元，如此估算，城鎮常住居民月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2417元。

“我查詢了一下，收擔保費合規不合理。我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再收擔保費說不過去。并且中介機構只是審核材料，并沒有實地調查。”周女士說。

“指定的中介繳納手續費比市場上貴！”市民葉先生說，他近期買房，公積金貸款40萬，為節約費用，他自己去市場上找了一家擔保公司，只花了1000多塊。“錢省了很多，但前后跑了六七趟公積金貸款中心，審批時間也變長了。如果在指定的地方辦擔保，會快很多。”葉先生說。

根據住建部、財政部和央行2014年10月下發的《關于發展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業務的通知》規定：“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擔保以所購住房抵押為主。取消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保險、公證、新房評估和強制性機構擔保等收費項目，減輕貸款職工負擔。”

新規已出臺，執行沒落地。公積金貸款收費牽涉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希望相關部門加快落實，切實減輕貸款者的負擔。（本報記者 朱家順）

礦產生產現場負責人:年檢咋這么貴

順著隆隆的機器聲，記者找到了正在采礦現場查看安全生產狀況的李云方。他是這家私人礦企的生產現場負責人，平時跟工友們關系很不錯，大家當面都叫他“李大伙計”。

這家位于中西部山區小城的礦企規模并不大，日采銅礦石最多也不到百噸。“扣除各種成本，每年百十來萬的凈利還是有的。”“李大伙計”告訴記者，最近兩年，對企業的各類吃拿卡要明顯少了。“以前環保、工商、安監每月來好幾撥人檢查，也不進礦，吃完飯外頭看一眼就走人。”老李說，現在管理部門對他們基本上沒怎么“打擾”，不過煩心事還是有。

讓李云方心煩的，是每年一次的設備大檢修。“管理單位指定了檢修公司，只能這一家才給我們做年度安檢。”李云方說，去別的地方檢修，就拿不到安全生產的合格證件，沒有合格證件就別想開工。

“以前，年度安檢歸好幾個部門綜合管理。”老李回憶，那時候，要拿安全生產合格證，他這個負責人少不了要“喝倒幾次”——每個部門都必須“請客到位”，不然少了任何一個部門蓋章，都無法通過年檢。

現在，各部門不再對礦企設備檢測進行直接管理，而是由檢修公司“接手”。但李云方并不因此感到輕松：“以前跑好幾家管理部門，好歹還能說上話見上面，現在要見檢修公司負責人，太難了。”他表示，檢修公司“一家獨大”，所以特別“牛氣”，“關系不到位，十趟都跑不下來。”回憶起自己在檢修公司的遭遇，李云方憋了一肚子氣。

檢修公司接手的第一年，在粗略檢查了礦里的設備后，就給出“設備老舊，必須淘汰更換”的結論。“當時我就傻了眼，這設備才用多少年？不可能這么快就需要更換。”李云方掰著指頭一算，真要換設備，單是進貨就得花幾百萬，加上停工，企業損失起碼得上千萬。

“不想換設備，那就疏通唄！”當時為了“打通關系”，老李使出了渾身解數，好不容易才托關系找到檢修公司負責人，但對方口氣相當硬：“不更換設備，那就沒商量。”“要談判，先吃飯”的道理李云方最熟悉不過了，他將該負責人請到當地最好的飯店，一陣酒足飯飽后，對方終于松了口：“不換設備也行，必須來次大檢修。”

就這樣，以前不過幾千元的年檢費用，如今變成了5萬多元的“大檢修”費用。“有的礦企想省錢，找其他檢修公司來做，結果拿不到合格證不說，還得罪人。”每年一次“大出血”，李云方覺得再心疼，這錢也得出，總比更換設備好多了。老李告訴記者，他也問過相關部門的熟人，為何只能由這家檢修公司做檢修，得到的答復說是因為“資質問題”。

“不就給設備做檢修保養嗎？需要很高的資質？”李云方想不通，這么多檢修公司，為何偏偏選中這么一家“自命不凡”的？“雖然管理部門吃拿卡要不對，但也比現在強。”他甚至有些懷念從前的日子。（本報記者 張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