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官員給自己起的網名還會為日后的貪腐行為埋下伏筆。

現如今，每個人上網時都會給自己起個網名。如果說本名體現了父母對孩子的期望，那么網名就更能體現了一個人的性格特質和價值取向。今天的《中國紀檢監察報》披露了一個追逃人員通過網名找到潛逃20年逃犯的故事，這位逃犯給自己起了個非常值得玩味的網名——“不堪回首”。

“一個人的微信名叫‘不堪回首’，會讓你想到什么？這個人應該‘有故事’，而且充滿悔恨。”通過這個線索，追逃人員順藤摸瓜，一舉抓獲職務犯罪嫌疑人齊躍。

據悉，2000年，當時42歲的齊躍擔任北京市宣糧食品有限公司業務員。在一次糧油銷售過程中給公司造成了一些經濟損失，萌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2000年12月，齊躍侵吞自己負責收取的貨款13萬余元潛逃，一逃就是20年。出逃之后，齊躍侵吞的公款就被花光，身無長物的他只能選擇藏匿在流動人口多、位置偏僻的房山區某村以打零工為生。

13萬元換得20年的顛沛流離，齊躍不僅毀了自己，也給家人帶來巨大的創傷。“不堪回首”這個網名簡直就是他20年潛逃生涯的真實寫照。

北京市西城區紀委監委追逃追贓專案組抓捕齊躍現場。齊欣 攝

市委書記“人間蒸發”16年，因網名落網

同樣因網名而暴露行蹤的還有潛逃16年的原伊春市委書記吳杰凱。據黑龍江省紀委監委官方微信公眾號消息，1月21日，涉嫌職務犯罪、潛逃16年的原省農墾總局黨委書記吳杰凱被成功抓獲歸案，他也成為監察體制改革以來，黑龍江追回的級別最高的職務犯罪嫌疑人。

吳杰凱，1974年8月參加工作后，歷任黑龍江省政府研究室主任、省政府副秘書長，伊春市委書記、黑龍江省農墾總局黨委書記。2004年9月，吳杰凱擅自離職、下落不明。

1月21日23時許，在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吳杰凱被辦案人員押解歸案。 趙新宇 攝

經過多年的追逃，2020年8月，一個網名叫“墨竹”的人進入辦案人員的視野。辦案人員發現，“墨竹”的網絡頭像背景是東北雪景，而吳杰凱寫作能力強，擅長詩詞、愛好攝影，“墨竹”可能源于其擅長和愛好而命名。發現重要線索后，案件終于找到重要突破口，追逃專班綜合種種信息，初步研判“墨竹”就是吳杰凱。

1月20日，追逃人員連夜飛抵成都，次日天蒙蒙亮便直奔“墨竹”居住的小區蹲守。21日上午11時，“墨竹”在小區一出現就被追逃人員控制。經再次比對，確認“墨竹”就是潛逃16年之久的吳杰凱。當晚23時15分，追逃人員將吳杰凱安全押解回哈爾濱，移交哈爾濱市監委依法辦理。

網名為某些官員貪腐行為埋下伏筆

有時候，官員給自己起的網名還會為日后的貪腐行為埋下伏筆。比如有人貪財，他可能取名叫“錢多多”；有人貪色，可能給自己安一個“風流才子”的雅號；有人貪權，可能會稱自己“霸王”“將軍”。

貴州有位縣長，一上任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網名改成了“鴿子花王”。這個名字粗看沒什么問題，但是仔細推敲卻細思恐極。要知道，貴州省納雍縣因生長大片野生珙桐樹被譽為“中國珙桐之鄉”。珙桐樹花呈白色，形似鴿子，亦稱“鴿子花”。赴任納雍縣長之后，鄭成芳就把網名改成“鴿子花王”，恐怕在他心里，自己已成為納雍的“王”，可以雄霸一方。正是因為這種自我膨脹心理，鄭成芳常以推進工作為名搞“一言堂”，在招商引資、項目引進、資金調度上多是個人先定調，或是匆忙在會上過一下，給外界造成自己有魄力、說話做得了主的印象。

有人想當官，有人想發財。原寧波市海曙區高橋鎮人大副主席錢光將自己的微信昵稱取名為“錢多多”，隱晦地表達了他對“錢”景的向往。在錢光分管礦山資源的幾年間，逢年過節，鎮內礦山企業主都會到錢光辦公室以過節探望的名義，在離開時丟下一個節日紅包，少則1萬，多則數萬，最多的一筆高達5萬元。幾年下來，錢光共在辦公室31次收受節日紅包，總額高達70余萬元。日積月累，錢光的思想被金錢所腐蝕，麻將一場輸贏六七千，名衣名包香水裝扮一身。直到他被留置的當天，錢光手里還拎著圍獵者送的上萬元的LV名包，包里還放著商人們“孝敬”的一沓水果票。

也有的人利用網名樹立自己光輝偉岸的形象，背地里卻干盡了違法亂紀的勾當，是徹頭徹尾的“兩面人”。衢州市柯城原區委副書記、區長方慶建多年來以“正能量”為微信昵稱，每天至少要在朋友圈發兩條正能量狀態，企圖在有4000多名好友的朋友圈中樹立起自己廉潔自律的形象。然而背地里，方慶建卻大搞權錢交易，收受賄賂來者不拒，養成了穿名牌衣、抽高檔煙、喝高檔酒、買奢侈品的不良嗜好。而他的妻子夏某更是將他受賄所得大肆用于購置奢侈品。辦案人員透露：“夏某購買和他人所送高檔服裝、皮包等奢侈品價值達數十萬元，最貴的一件衣服要6萬元。”

2020年8月7日，此為浙江省紹興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宣判衢州市柯城原區委副書記、區長方慶建受賄一案現場。

官員綽號往往是腐敗的信號

除了官員自己起的網名之外，很多坊間給官員冠上的綽號也同樣形象生動。浙江省杭州市原副市長許邁永被稱為“許三多”——暗指他錢多、房多、女人多；湖北省天門市原市委書記張二江被稱為“吃喝嫖賭吹”五毒俱全的“五毒書記”；云南省原副省長沈培平，因大拆大建、學日本語氣說話而被當地老百姓戲稱為“拆遷大佐”。

透過這些帶著戲謔色彩的綽號，往往能“窺斑見豹”，簡單了解貪腐官員“東窗事發”前的行事風格和性格特點，也能從側面透露出當地群眾對其“是非功過”的評說。寥寥幾字便將一個腐敗官員的“丑態陋行”刻畫無遺。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和方慶建一樣，也是個一邊秀偉光正形象，一邊貪污的“兩面人”。落馬前，坊間稱他為“六百帝”，因為萬慶良接受記者采訪時稱：“我工作20多年還沒有買房，還住在珠江帝景130多平方米的宿舍，每月交房租600元，當然政府補貼一些。”

萬慶良受審時落淚

一位長年從事辦案工作的人員接受媒體采訪時曾透露，在日常監督和案件偵辦過程中，辦案人員會收集官員的綽號、官員所在單位的聲望、官員在主管行業領域的口碑等相關信息，“這些實際上都是官員是否清廉，是否經得起各種誘惑的有力佐證，也是深度偵辦案件的重要因素。”

專家表示，針對落馬官員的“綽號”，應該有的放矢地清理這些綽號背后暴露出的當地社會經濟發展、干部隊伍等存在的一系列問題。這既是為了保障黨和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為了保護干部少犯錯誤或不犯大錯誤，反腐敗應抓早抓苗頭性問題，把問題消滅在萌芽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