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

　　6年協調310余例，做生命的擺渡人

　　多年以后，劉源仍能清晰地記起，自己協調一名15歲男孩捐獻器官的場景。

　　因為腦膠質瘤，男孩做了幾次手術，效果都不理想，已經出現腦死亡。去見家屬之前，劉源內心很忐忑，應該怎么勸說，發生沖突怎么逃跑，他都想了一遍。但當孩子父親站在自己面前時，劉源還是開不了口。到了飯點，兩人來到一家涮肉館，要了一瓶二鍋頭。

　　幾杯酒下肚，孩子父親紅了眼眶。

　　“我知道你要說什么，我不反對。”父親最終做出決定，男孩捐出心臟、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挽救了5個人的生命。

　　作為北京佑安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每日奔走各地，尋找發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向家屬宣講器官捐獻政策。

　　但人們的觀念在不斷變化。以前，劉源的成功率不高，現在，10次協調能成功5次。工作六年來，他已成功協調310余例器官捐獻，自己也已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

　　今年是我國器官捐獻工作開展十周年。全國累計器官捐獻志愿登記已達251萬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獻3萬余人。但據統計，每年因終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約有30萬人，缺口依然很大。

　　這讓劉源對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堅定。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雖然我不認識，但是有意義。”

　　尋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

　　10月30日17時，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一臺耗時一個半小時的器官獲取手術剛結束。根據此前電腦系統的匹配結果，取出來的兩個腎臟和一個肝臟，將分別被移植到三位患者體內。

　　從手術室里走出來的，除了醫生，還有器官捐獻協調員劉源。

　　2014年以前，劉源是一名肝膽外科醫生。他見過很多重癥病人眼巴巴等著器官移植來救命，但最終也盼不來一個機會。

　　那年11月，劉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術刀，成為北京佑安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這是一個新興職業，其中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發現潛在的器官捐獻者。

　　但尋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從2015年開始，公民自愿捐獻是唯一的合法來源，但老百姓幾乎沒聽說過，甚至很多醫護人員也不理解。

　　“病人到這種狀態，家屬往往很悲痛，誰還和他們去談論這種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為避免醫患之間產生矛盾，醫生往往也很抵觸。

　　劉源決定先讓醫護人員改變觀念，讓他們參與進來。法規對器官捐獻者的要求是：達到腦死亡狀態或者臨終狀態，但器官功能還相對完好。

　　這種病人往往在各個醫院的重癥監護室里。

　　成為器官捐獻協調員的第一天，劉源就跑了多個醫院，認識了重癥監護室的醫生和主任。他這樣告訴醫護人員，和家屬提器官捐獻時，要站在家屬的角度。

　　“器官捐獻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個選擇，對病人來說是一種生命的升華和延續，對社會來說是有意義、有大愛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劉源說。

　　通過醫生提供一些潛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溝通的鋪墊。如果家屬不排斥，劉源和團隊其他成員會再去跟家屬做進一步的溝通。這樣一來，家屬有一定的心理準備，協調成功率也會高一些。

　　和家屬溝通是重要環節

　　“器官捐獻是自愿的，我來的目的只是和您講清楚器官捐獻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權利和義務。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罷，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決定，我們是尊重的。”六年來，每次見到病人家屬，劉源都會重復這段話。而和家屬的溝通，也是整個器官捐獻協調過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環節。

　　“做這份工作很考驗溝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會經驗和體驗。”劉源接觸的家屬來自各行各業，“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溝通方式，要與對方找到一個心理上的共同話題和目的。”劉源辦公室的書柜上擺滿了溝通、心理學相關的書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來，和家屬的第一次見面至關重要，“如果初次溝通不成功的話，可能就沒有再次溝通的機會了。”為了能贏得家屬的信任，交流過程中，劉源要時刻注意自己的談吐和舉止，“要注意營造親近感。”

　　他還記得自己接手的第一個潛在案例。2014年，一個單親家庭的15歲小男孩，因為腦膠質瘤做了好幾次手術，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經出現腦死亡。

　　去見家屬之前，劉源內心很不安。當時，全國還沒有統一的捐獻流程和法治框架，劉源是摸著石頭過河。他怕出現意外情況，甚至是如果發生沖突的時候怎么撤離，他都在腦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著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門的地方，這樣萬一起沖突，方便跑。”劉源說。

　　各種困難考驗著器官捐獻協調員對挫折的抵抗力，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劉源咬牙堅持下來了，他會給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能敏感，要想得開，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相比起成功，劉源遇到的失敗太多了。他曾連夜趕去郊區的一個小村子，到達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偏遠的村莊里一盞燈都沒有，幾個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屬出現在他面前，把他請進屋。劉源戰戰兢兢地和家屬聊了數小時，也沒能勸服對方。有的器官捐獻因為捐獻者病情的好轉而中止。

　　為了全力挽救器官，捐獻者被轉到北京佑安醫院后，醫生會進行不計成本的治療，“每年都有一到兩個病人因此有了好轉的跡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獻的要求。”這樣的“失敗案例”讓劉源很有成就感，“雖然沒有捐成，但是救了一個人。”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

　　劉源有一個書包，里面備好了他平日吃的藥、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隨時有潛在案例，隨時提包就走。”

　　他最輕松的時刻，就是夜里十二點，妻子、兩個兒子都睡著了，他喜歡躺在沙發上看會兒電視。奔波輾轉的人，最享受靜謐夜里、小家庭的安寧和幸福。

　　“當體驗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歡離合之后，對家庭就會格外珍惜。”劉源遇到過的最小的器官捐獻者只有7歲。在和孩子父母溝通時，劉源不住地流眼淚，“我也有倆兒子。有了孩子后就覺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們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如今，劉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經歷過生離死別的痛苦。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屬溝通時，劉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個人生命的逝去是整個家庭的痛苦，可能整個家的命運都會因此改變。這份工作做久了，年輕氣盛時的小脾氣，跟家人較勁、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沒了。他越來越體會到，一個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個家庭的。

　　“把家庭照顧好了，保護好自己的健康，只要為家庭、為社會做了貢獻，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遺憾。”

　　見慣了生死的劉源覺得，死亡是一種自然規律和輪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沒有價值和意義。而在做這份工作之初，劉源也簽署了器官捐獻志愿書。

　　像劉源一樣主動登記、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開始變多。

　　這幾年，劉源明顯感覺到了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在北京。以前，劉源的成功率不高，10個里能有兩三個成功案例，現在，10次協調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在北京佑安醫院東側的那間器官捐獻管理辦公室，又有病人家屬推開門，和劉源面對面坐下來。劉源耐心聽著家屬講述自己的顧慮，他和他的團隊，以及全國的器官捐獻協調員，正在為填上中國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們是死與生之間的中介，是生命的擺渡人。

　　新京報見習記者 彭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