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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是中國社會的底色

編輯:關玲 時間:9/2/2020 10:04:47 AM 瀏覽:2531

  “在大眾化教育時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獲得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但不可否認,只有少數幸運者能進入幾十所光彩奪目的重點大學,更多的則只能走進數量龐大的普通二本院校。”黃燈在《我的二本學生》序言中這樣說。

  黃燈,大學教師,就職于廣東F學院,從教15年,教過4500余名學生,在處于經濟發達的珠三角地區的這所普通二本院校里,通過日常教學、作業輔導、導師制施行等方式,見證了無數“中國最為多數的普通年輕人”——二本學生的個體命運。

  根據黃燈的了解,她的學生大多有相似的成長路徑:他們出身平凡,要么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么從毫不起眼的城鎮中走出,身后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一個下崗的父親,和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這和當下學霸“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鮮明對比。

  他們來到大學,完全依賴于當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他們的去向,更在嚴酷的擇業競爭中,有觸目可及的天花板。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精神歷程將與來自更高層級大學的年輕群體一并,在市場化、成功學、工具理性明碼標價的慣性中完成。急劇分化的現實語境、日漸逼仄的上升空間,二本學生中間的底層年輕人,究竟有多少沖破自身局限——社會關系、原生家庭乃至個人實際能力的可能性?這是黃燈在寫作中反復強調的核心問題。

  本文由一堂《大學語文》課的期末考說起。黃燈從三道作文題目出發,通過胡曉純、李正宏、邱丹丹、潘潔敏、黃慶偉等學生的筆觸,展現他們通過高考走進大學之后的狀態與感受,也間接反映了城市和鄉村孩子的群體差異,和中學與大學之間的教育脫鉤問題。所幸,盡管夾雜著無數心酸,但這些蓬勃有力的生命仍然有非同一般的韌性,他們蘊含著巨大的能量,足以迸發出各種可能。

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是中國社會的底色

  我最近一次給學生上公共課,是2016—2017學年第一學期,給金融系2015級的學生上《大學語文》,一共四個班: 1515113、1515114、1515116、1515117, 共202名學生。

  金融系在我們學校的錄取分數非常高,至少三分之一的學生超過重點線四十分才有機會錄進來。?對外省尤其是偏遠省份,諸如云南,有些學生分數都可以上云南大學,但因為想離開父母,向往遠方和沿海地區,于是便選擇了廣州,來到了我們學校的金融系。還有一些競爭壓力大的內陸省份,諸如河南,分數在當地都可以上鄭州大學的學生,也是因為同樣的原因,來到了我們學校。

  結合多次給金融系學生上課的經驗,我發現,即使對廣東F學院這樣一所普通的二本院校而言,因為地處一線城市廣州,豐富的就業機會和發達的經濟條件,還是能極大地保證金融系的優質生源。?2016年11月,在同一周的課堂上,我隨機統計了4個班來自重點中學的學生數量,202名,除了缺課的13人,竟然有161名來自各地的重點中學。2018年畢業季,我統計過2014級中文1416012班的生源情況,25個接受訪問的學生中,有16人明確告知來自當地的重點中學,8名來自地區一級的城市中學,只有1名來自縣城的非重點中學,中文班重點中學的比例尚且如此之高,由此可以推斷金融系的情況。

紀錄片《為什么貧窮》

紀錄片《為什么貧窮》

  根據課程計劃,《大學語文》屬于考查課,采用隨堂考的形式,在試卷最后的作文題中,我出了三道題任由他們選擇:1.我眼中的中國教育;2.我所處的時代;3.我最感困惑的事情。三道題大同小異。多年來,因為深感課堂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學習問題,也不是知識問題,而是無法觸及一個真實群體的問題,我企圖借助考試,讓他們觀照自己,調動與己有關的生活經驗,以此了解九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學生對社會、自身的認知。

  期末考試,作為一次無可回避的書面表達,將成為我們師生之間最后一次有效交流,也成為我透視年輕人內心想法的一個窗口。整體而言,三道題都有人選,但選擇“我最感困惑的事情”和“我眼中的中國教育”兩道題的學生要多一些,這或許和他們作為受教主體所擁有的直觀體驗有關。

  先看“我最感困惑的事情”。

  讓我沒有想到的是,城里孩子進入大學后,最大的困惑,竟然來自信息時代電子產品的泛濫。他們坦率承認,面對電子產品,諸如智能手機的滲透,進入大學后,因為失去高中老師的管制,無法控制隨處可見的誘惑,很多學生在課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機,事實上已嚴重影響了生活和學習。

  而?農村的學生,盡管也難以擺脫大的環境,也受制于網絡、電子產品對他們的制約,但內心深處最大的困惑,皆來自負載在家庭之上的生存掙扎。

  胡曉純作為家里的大姐,五個弟弟妹妹都在讀書,父母對她的最大期待是,畢業以后趕快就業,幫助家里供弟弟的學業。她的夢想是當教師,或者考法律專業的研究生,但來自家庭的重擔讓她猶豫:“ 如果我再繼續深造,必然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壓力。對就業的困惑,對是否讀研的困惑,一直成為我近半學期來的思考,只是始終沒有合適的答案告訴我該怎 么做?”

  李正宏是一名留守兒童,父母帶著兩個弟弟妹妹去城里打工,將她留給爺爺奶奶。盡管她理解父母的選擇是“生活所迫,無可奈何”,盡管她唯一的心愿,是“渴望父母的關愛,哪怕只是回家陪我待上一天兩天,那都已經很滿足了”。但多年留守歲月中深夜的偷偷哭泣,哪怕到了大學,只要有機會表達,都能讓人感知到歲月并未撫平她的傷痕。

紀錄片《出路》

紀錄片《出路》

  邱丹丹和李正宏的處境不同,她類似正宏筆下那個被父母帶到城里打工的孩子,事實上,對丹丹而言,她最感慶幸的事是,父母沒有讓她成為留守兒童。她出生在潮州,很小就隨家人到了廣州,對于家鄉的記憶,早已模糊一片,對異鄉長大的城中村,卻熟悉它的一街一巷,有著天然的親切。她不會說潮州話,也不會說故鄉的饒平話,她從小到大的母語,就是一口地道的白話,她喜歡自小居住的廣州城,也早已將自己當作廣州人。她清晰記得父母干過的每一個工作:去工地、開服裝店、當電工、當地鐵保潔員。一家人借住在親戚小小的房子里,父母堅定的信念,是通過城市的打拼,供得起兩個孩子念書;丹丹最大的心愿,是通過努力,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廣州人。她在借讀的情況下,以高分考上大學,讓父母倍感驕傲,但直到上大學,她才明白現實的尷尬,對一直隱匿的真相產生困惑,“我想全身心地融入廣州這個大城市,發現還有一定困難;想融入家鄉,也很困難。我這只隨父母飛來廣州的候鳥卻一時無處停留了”

  再看“我眼中的中國教育”。

  意料之中,“中國教育”在學生的理解中,都停留在“應試”維度,讓我驚訝的是,農村孩子和城市孩子,面對同一話題,有不同的態度,但有相同的感受。

  城里出生的孩子,不少學生對應試教育深惡痛絕?, 劉奕曉將此比喻為“一場賭博”,“可以說,我們幾乎把十八歲以前的人生都獻給了高考。我們讀的小學、初中和高中都是為了高考,十幾年的努力和奮斗都押在了一場考試上。這或許是人生中賭得最大的一次賭博,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不劃算的賭博”。方雪怡這樣勾勒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以高考作為劃分線,中國學生的青春時代似乎被簡單粗暴地劃分成了兩部分,高考前,高考后。高考之前,我記得我整個人生,似乎都在為高考而活。從小學,要上重點;初中,要進實驗班;高中,奧數班。人生就像一條被預設好的軌跡,我必須不能出一絲差錯照著這個軌跡預演下去。否則,我就會被周圍的環境所不容納。父母的期望,老師的教導,同學之間小小的攀比,都像一塊塊巨石,壓得我五臟六腑都疼”。

紀錄片《出路》

紀錄片《出路》

  但對農村學生而言,從試卷中,我看到不少孩子充滿了闖過高考的慶幸。?確實,對他們而言,哪怕考上廣東F學院這樣的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從小到大,他們幾乎都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能夠上大學,他們發自內心珍惜高考的機遇,感謝高考的相對公平。一個叫蘇艷的女孩說,“我們受過中國教育的一代回首過去,都埋怨它,記恨它,但又不得不承認,它給了我們這些寒門學子一條走向富裕、離開貧窮的道路”。吳淑英表達得更直接,“我作為農村出生的孩子,能走入大學這個神圣的殿堂,首先要感謝的是我們的高考制度,有了高考這個相對公平的平臺,我才能接受高等教育”。陳文婷坦誠,“回憶起青春,能想起的只有假期里不愿上的輔導班,黑板上永遠擦不干凈的數學公式,空氣里的粉筆灰味道,向家長報告成績時的惴惴不安”。但當她進入大學的課堂,洞悉現實的真相,她更多的是慶幸,“我曾經痛恨過中國教育,認為是它奪走了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青年的快樂時光;而今,我坐在大學的課堂里,我又無比感激它,是它,讓我有了通過自己的雙手,以筆為劍,擁有看到更遼闊天空的機會”。

  讓我感慨的是,無論來自城市還是鄉村,學生對應試教育帶來的殘酷壓力,有著完全相同的感受。他們的中學時代,過得異常辛苦,無論身體還是心理,都幾乎到達極限,在“倒計時”“誓師會”的催逼下,時間觀念非常強,不少學生甚至連洗澡、洗衣服、情緒不好時的哭泣都嫌浪費時間,“多考一分,干掉千人”的應試理念,殺氣騰騰,深深根植在他們心中。洪添利在期末試卷中講到了一個女生的情況,“她家庭十分困難,父母下崗,家中人口也多,一直作為班級領頭羊的她在一次模擬考的挫折中,選擇從教學樓三樓跳下。被送去醫院后,發現她身上有很多被刀片割裂的皮膚。她醒來后,在家人和老師詢問下,才知道她一直以來承受著如此之大的壓力,要通過痛感來消去那巨大的壓力”。

紀錄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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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正因為經受了壓力過大的考試進階,課堂上,學生們中規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讓人驚訝和意外的討論、質疑發生,他們也不覺得在課堂上的討論和質疑,應是大學生活的常態。?從教十三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我發生過爭論。他們的平和中正與我們大學時代的張揚放肆,構成了鮮明對比。沒有一個孩子有過意外的表現,他們收縮起屬于青春年代的觸角和鋒芒,逼到絕境,唯一能夠下手的對象只有自己。日漸增多的暗處身影,成為我視野中無法回避的一群。

  在我的大學期間,有一個插曲,盡管微不足道,卻讓我印象深刻,并成為我從教以后,丈量大學氛圍變化的標尺。1992年下半年,大學開學不久,給我們上英語課的符老師深得學生喜歡,我一時興起,竟然想捉弄一下她,趁下課期間,偷偷將一條紙做的假蛇,放在符老師的講臺上,以至嬌小玲瓏的老師嚇得大驚失色,決定停課查出惡作劇者。眾目睽睽之下,我滿臉通紅站起來,承認錯誤并如實相告,以喜歡老師沒忍住捉弄一下為由,鬧劇就像沒有發生過,消息甚至都沒有走出教室,不過變成了二十年后,同學們取笑我的一個笑料。作為大眾化、市場化高等教育鋪開前的最后一批見證者,當初的課堂沒有師生評教,老師和學生不會維權,更沒有教學事故,課堂純粹是師生間以傳達知識為載體的情感交匯場所,學校更不會將小小的事件上綱上線,學生一次偶爾的出格,不會遭受來自校方的任何懲罰。“假蛇事件”后,符老師沒有讓我的英語成績不及格,一切像沒有發生過,而我們依然習慣嬌小玲瓏的她,坐在課桌上,晃動她穿著藍色連衣裙的小腿,用清脆的聲音和我們強調過去完成時。

  但十幾年來,從來沒有一個孩子,曾經像我一樣,僅僅因為難以抑制的少年天性,和老師有過一次意外的遭遇。他們早已沒有我大學時代的莽撞和懵懂,他們連捉弄一下老師的興趣和心思都消失殆盡,這恰恰是我對時代變化最為直接的感知。

紀錄片《初三》

紀錄片《初三》

  盡管現在回憶起來,因為自己的幼稚,驚嚇過英語老師,但不得不承認,我之所以敢放肆,恰恰來自一個十八歲的年輕人,當時的閑散和放松心態。盡管就讀的是一所地方院校,但我不用擔心找工作(當年大學生還包分配),不用擔心生活費(每個月國家有生活補貼),也不用費盡心機地爭排名和獎學金(這些因素不會影響學生的前途),更不用為了畢業簡歷的光鮮去修第二學歷、考無數的證件,當然,更不知“買房”為何物(當初都是單位福利分房)。但現在,坐在我臺下的學生,是一群通過更為嚴苛的應試,經過無數次的分數、排名、競爭,以及為了增強競爭力,無數次地接受補習班的孩子。進到大學校園的第一天,還來不及排解中學時代內心的淤積,就被告知就業的壓力、買房的壓力、競爭的壓力。從記事起,無形的、細密的重荷就負載在他們身上,早已將他們裁剪得規規整整,難以在生活中找到泄漏狡黠的契機。

紀錄片《為什么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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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學時期的老師、家長,總認為通過各種手段,將孩子送到大學就萬事大吉,但中學教育的后果,大學老師才有更直接的感知。我在具體的課堂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炎癥,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于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作為中學教育后續階段的見證者,我目睹孩子們被牽引成長過程中的狀態,對此有著深切感受,但家長對此并不知情,中學老師在應試目標的逼迫下,也無法對學生的可持續發展負更多責任。在瘋狂的追逐中,沒有人可以容忍孩子的失敗,現實強化的高校分層,學生也不容許自己失敗。孩子們的個性、天性和生命活力,被磨滅得無影無蹤,他們的面目越來越相似,早已成為工廠的標準化構件。

  以前,我總認為現在的孩子嬌氣、不能吃苦,但隨著交往的深入,我發現他們不僅能吃苦(高中學生的睡眠很少超過八小時),也能接受競爭,更不害怕應試。有一次上課,我突然頭昏,一個女生很熟練地拿出一盒虎牌清涼油給我,我望著已接近瓶底的東西感覺奇怪,這種記憶中只有八十歲的外公頭疼腦熱時才使用的物品,竟成為我臺下學生的標配。一個男生看出了我的遲疑,立即補充,“老師,我們高三就是靠虎牌清涼油走過來的”

  讓我痛心的是,學生付出那么多,到了大學,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下面是他們在試卷中對自己狀態的描述:

  “不明不白地進入教室,不明不白地接受著對于他們而言,無論是將來,還是現在的生活中,都可能完全用不到的知識。”

  “腦子里,僅僅只有一個想法,考出好成績。”

  “只有對學習的厭惡和對生活枯燥的無奈。”

  “講起高考,很多人包括我在內,都會想起那成堆試卷與書的高三。”

  “把高考當作生活唯一目標,把考試名次當作成功與否的標準。”

  “只在乎能做多少分而不在乎學了什么。”

  “學生們像一個個產品整齊地排列在教室里,也就是我所講的流水線上。”

  “我們這一代人,尤其在‘九零后’身上,‘催熟’機制的成長方式表現得很明顯。”

紀錄片《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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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集中的試卷批閱,我第一次感受到學生大汗淋漓、牢騷滿腹地和我說著心里話。他們仿佛忘記了,筆下的文字來自他們一次無可逃避的期末考卷,而我像一個判官,面對孩子們的傾訴,竟然啞口無言。期末開考,意味著我已不再擁有機會,和他們在課堂上討論這些問題。

  我想起小小的潘潔敏,幼稚單純的臉龐,卻有著對社會秘密的洞悉,“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拼爹的時代。不管你平時多么懶散碌碌無為,只要你爸強硬,還是職位一路直上。不管你干了什么錯事,你爸幫你搞定。不管你想要什么,你爸都可以幫你拿到送到你手上。要是你沒有后臺,那你就作好拼搏個十幾年的準備再說”。

  我還想起課堂上沉默不語的黃慶偉,在《我悲哀地看著這個時代》中,他給出了如下斷語,“烏云已經醞釀著危機,雷鳴電閃而人們視而不見,暴雨將至,沒人能幸免于難”。

  我希冀這是課堂上,他們掩飾的叛逆,在紙上的翻滾,這些稚嫩的青春身姿,終于在考卷中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一次普通的期末考試,不過如一面一晃而過的鏡子。

本文節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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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校學生的命運,是中國社會的底色

《我的二本學生》

作者: 黃燈

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年: 2020-8

來源:鳳凰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