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敏學 (紹興文理學院藝術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曹操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知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而且其對音樂之貢獻,亦不容小覷,中國古代重要樂種清商樂,便創始于曹操。
清商樂興起于曹魏時期,上承漢代相和歌之傳統,下啟隋唐燕樂之先聲,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為核心的建安文人團體,不僅促成樂府民歌的文人化轉型,更讓清商樂聲名鵲起。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四十四“清商曲辭”云:“清樂者,九代之遺聲。其始即相和三調是也,并漢魏以來舊曲,其辭皆古調及魏三祖所作。”鐘嶸《詩品序》亦言:“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矣”。
鎖戰船橫槊賦詩?蕭玉田/繪
曹植言乃父“躬著雅頌,被之瑟琴”(《武帝誄》),《曹操集》所收詩歌20余首,皆為樂府歌辭。漢樂府曲辭大多采自民間,格調不高。曹操對音樂有著強烈喜好,其夫人卞氏本是賣唱的歌女,故“太祖為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三國志·武帝紀》注引《曹瞞傳》),經常通宵達旦、廢寢忘食地聆賞民歌時調。就在彌留之際,曹操還留下遺令,要求將生前所用的歌伎樂隊全部安置到銅雀臺,每月的初一、十五兩天,還要拉出來熱熱鬧鬧地演奏一番,讓自己在九泉之下也能欣賞到人世間美妙的音樂,對音樂的摯愛可謂至死不渝。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于古。”(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曹操于戎馬倥傯之際,不廢吟詠,“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三國志·武帝紀》注引王沈《魏書》),他填寫的樂府詩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薤露行》等在當時就眾口相傳,風靡一時。
作為魯迅筆下“改造文章的祖師”,曹操在樂府歌詩的創作中,不蹈襲前人成法,不斷追求新變。《短歌行》,據崔豹《古今注》云:“長歌、短歌,言人壽命長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充滿宿命論的陳腐觀念,而曹操創作的《短歌行》在詠唱“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同時,又融入其求賢若渴、一統天下的雄心壯志,“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給這首古曲注入了全新的內涵與意境,遂成千古名篇。《蒿里行》《薤露行》,古辭皆為喪歌,而在曹操筆下則成為描寫東漢末年董卓暴行和軍閥混戰的敘事歌曲,“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步出夏門行》為漢代樂府相和歌中的瑟調曲,原是感嘆人生無常,追尋求仙得道,被曹操改造成《觀滄海》《冬十月》《河朔寒》《龜雖壽》等四首抒懷詠志的不朽樂章,“幸甚至哉,歌以詠志”。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言其“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孟德能于三百篇外,獨辟四言聲調,故是絕唱”。
曹操對音樂的酷愛還被編排成“一場音樂會引發的血案”。在合肥市杏花公園有個名曰“箏笛浦”的景點,《搜神后記》云:
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嘗有漁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聞箏笛弦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于此,今猶存焉。
這個傳說在民間不斷演化,成為一個情節完整的故事:當年金斗門外與淝水相接處,大水浩蕩,蘆葦茂密,水中有島,花竹繁盛,風光秀美,張遼在逍遙津大敗孫權后,曹操乘坐一條大白船,與眾將士在船上暢飲歡慶,并找來歌伎在船上奏樂助興。演出到了高潮,眾將士一齊涌向曹操歡呼致敬,致使大船失去平衡,船覆人翻,樂極生悲。曹操自然被人救起,歌妓則香消玉殞。此后每到夜里,這里便會如倩女幽魂般響起錚錚奏樂之聲,“箏笛浦”由此得名。明清時期,金斗河蜿蜒流過溺妓覆舟的古箏笛浦,碧樹黃鸝,流水淙淙,漁郎釣艇,霧笠煙蓑,風光如畫。清嘉慶八年的《合肥縣傅郭城圖》上仍標有箏笛浦,曾任合肥知縣并主編《嘉慶合肥縣志》的左輔有詩云:“搜神尋舊浦,浪說綺羅紛。艷質一時盡,清歌何處聞。落花銷別琯,荒夢散朝云。回首西陵樹,何曾駐夕曛”。如今箏笛浦已改建成一處人工湖。
魏文帝曹丕對音樂的愛好不讓乃父,游宴賞樂、選色征聲成為其詩歌創作的源泉,在《與吳質書》中,曹丕寫道:“每至觴酌流行,絲竹并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其弟曹植也記載曹丕宴飲時歌樂并舉的情形,“齊人進奇樂,歌者出西秦”(《侍太子坐》)。曹丕還能自彈自唱,“《短歌行·仰瞻》一曲,魏氏遺令,使節朔奏樂,魏文制此辭,自撫箏和歌。歌者云,貴官彈箏,貴官即魏文也”(《古今樂錄》引王僧虔《技錄》)。曹丕的《燕歌行》被視為我國七言歌詩之嚆矢,詩中更是明確提到“援瑟鳴弦發清商”,足見清商樂在當時已是家弦戶誦。
陳思王曹植更有“才高八斗”之譽,精通音樂,以“古曲多謬誤”,“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改編成流傳至今的《鼙舞歌》五首。曹植還被尊為中國佛教音樂的創始人,一次他在東阿縣魚山游玩,“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婉,其聲動心”,激發其創作靈感,“植深感神理,彌悟法應,乃摹其聲節,寫為梵唄,撰文制音,傳為后式,梵聲顯世,始于此焉”(《法苑珠林·唄贊篇》),這便是被列入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魚山梵唄。
由于統治者的特殊喜好,曹魏在中央機構中專門設立了清商署,曹操平定河北遷都鄴城后,起銅雀臺,縱情歌舞聲色,“樂終古而未央”。據胡三省《資治通鑒》注云:“魏太祖起銅爵(雀)臺于鄴,自作樂府,被于管弦。后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屬光祿勛”,將曹操建造銅雀臺作為清商樂興起的源頭。南朝王僧虔亦言:“今之清商,實由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宋書·樂志》)。
曹操不但雅好樂府民歌,對宮廷雅樂也加以保存與恢復。雅樂在“漢末大亂,眾樂淪缺”的困境中,更以歷年兵燹不止,其恢復與重建自然困難重重。曹操平定荊州后,喜獲樂人杜夔。杜夔“以知音為雅樂郎”,精通音律,“聰思過人,絲竹八音,靡所不能”,只是不擅長歌舞表演。曹操任命杜夔為軍謀祭酒,“參太樂事,因令創制雅樂……總統研精,遠考諸經,近采故事,教習講肄,備作樂器。紹復先代古樂,皆自夔始也”(《三國志·杜夔傳》)。經過曹操等人的不懈努力,曹丕即位后不久(黃初二年),雅樂已具備相當規模,一時間真是“思宏古人,咸與更始”,杜夔也由此升任太樂令、協律都尉。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庚子(公元220年3月15日),曹操在洛陽病逝。他基于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兼以宏偉之想象,對樂府詩的體制進行了大膽革新,發壯心,抒豪情,表現出尚實精神與通達作風。曹操對漢樂府的改造,拓寬了樂府音樂的創作領域與藝術表現力,為其發展注入新的活力,這對清商樂的形成乃至中國音樂史的走向,均產生了深遠影響,歷經1800年的歲月流轉,依然熠熠生輝。
《光明日報》( 2020年06月12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