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鎖”是武暉的小名。

        “來，小朋友，進來進來！”窯洞內，知青對著窯洞門外的武暉輕聲叫著。

        武暉沒有動，衣衫破爛的他不知道該說什么好。他其實也不是小朋友，只不過身材瘦小，顯得小罷了。

        那年，武暉14歲，比習近平僅僅小一歲，在知青到來之前，他剛從學校回到梁家河。他是一名初中生。

        武暉沒有進去，站在門口聽他們說話。他看知青，如同在看一個新世界。

        那時正是寒冬臘月，天氣很冷，但知青們不會燒炕，窯洞內冷得如同冰窖，知青們就問門外的武暉會不會燒炕，武暉說：“當然會了。”在農村，哪個娃娃不會燒炕？武暉這才怯生生地走進了窯洞。

        就這樣，武暉成了知青窯洞里的常客。知青們知道了他的小名叫“鐵鎖”，他也記住了六名知青的名字。

        武暉兄弟姊妹七個，家里人口多、勞力少。當時在農村這樣的家庭是最窮困的。

        武暉的小名“鐵鎖”隱藏著一個辛酸的故事。武暉曾有一個哥哥，出生不久就夭折了。武暉出生后也體弱多病，父母就請算命先生為他“保鎖”，所以為他取了小名“鐵鎖”。

        “保鎖”是陜北的一種習俗。小孩子出生后體弱多病，就要“保鎖”以消災避難。被“保鎖”的孩子，家境好的，通常佩戴一把銀鎖；尋常人家的，一般用12個頂針串起來當鎖。這個鎖一直要戴到12歲生日時，再舉行一個“解鎖”儀式。

        “解鎖”后的武暉仍很瘦小，雖然生在農村，瘦弱的他卻很難適應農村繁重的勞動。即使鋤地這樣別人看來最輕的活兒，武暉也受不了。他經常借口解手，跑到溝里坐著，直到隊長叫他，才回去勞動。一開始，他跟知青一樣掙6分，后來有所提高，但從來沒有達到過10分。

        武暉個子小，但人很聰明。他很樂意幫助知青與村民消除語言障礙。武暉在學校里學過普通話，知青聽不懂延川方言就問他，于是他成了知青們的“翻譯官”。

        “翻譯官”的角色讓武暉增添了不少自信。因為彼此住得不遠，武暉一有機會就來找知青。除了喜歡聽知青們聊天，更吸引他的還是那些擺在炕臺、窗臺和枕邊的書。        1973年，習近平和延川縣北京知青雷平生（左一）、陶海粟（右二）、雷榕生（右一）在延川。（來源：《學習時報》）

        上學這幾年，他除了課本，幾乎沒有讀過什么課外書，更沒見過這么多磚頭一樣厚的書。起初，他小心地拿起一本放在炕上的書，一頁一頁翻看。知青們見他喜歡讀書，就對他說：“喜歡就拿去看。”

        他借的第一本書是習近平帶來的《十萬個為什么》。“知道了十萬個為什么該多了不起啊！”武暉心里甜絲絲的，走路也神氣起來了。

        這本書為他打開了一個認識廣闊世界的窗口。他如饑似渴，興奮不已，再也舍不得放下。餓的時候，他啃著糠團子，捧著書，覺得平時難以下咽的糠團子也好吃了許多。

        看完《十萬個為什么》，他又從習近平那里借來了《三國演義》《母親》《靜靜的頓河》等。他跟知青們開始有了精神上的交流。

        他從王燕生、雷平生身上感受到了率真和坦誠，從習近平身上感受到了低調和務實。武暉說：“我欣賞他們，他們事實上是我的人生坐標。”

        武暉覺得，正是讀書帶給習近平他們無限的力量。習近平說：“書里有更廣闊的世界，有更豐富的知識，通過學習，人增長了見識，汲取了知識，就會變得更堅強、更強大。”

        在習近平的影響下，武暉在知識的海洋里遨游，漸漸堅定了上大學的決心。

        1973年，他和習近平一同報考大學。成績出來了，他被延安師范學校錄取了。

        武暉上學走的時候，習近平送給他30斤糧票，又拿出一件王燕生離開梁家河時留下來的藍色毛領大衣，對他說：“你把這件大衣拿上，到了學校又能穿，又能當被子蓋。”

        武暉畢業的時候，習近平已經離開了梁家河。武暉先是被分配到文安驛公社五七中學任教導主任，后調至延川縣教研室工作，其后又下基層，先后擔任城關鎮、文安驛鎮、禹居鄉的教育專干。但無論到哪里，他都要求自己少說多做，做行動上的巨人。        1970年，生產隊專門修建了6孔知青窯洞。習近平就搬到了那里，直到1975年離開。圖為2015年習近平到陜西考察調研。（來源：新華社）

         1987年，武暉調任禹居中學校長。他沒想到禹居中學跟自己想象的完全兩樣：教室的門窗破破爛爛，在風中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響，校園里堆著垃圾，長著荒草，磚頭碎石散落一地……

         武暉明白了，這是老師人心散了，信心沒了！這是家長對學校失望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武暉第一把火燒在整頓學校秩序上。他制定了嚴格的紀律，自己帶頭執行。學校門口、操場、課堂都是他的監督崗。

        不到一個月，師生能按時出早操了，早讀有瑯瑯讀書聲了，課堂活躍起來了，自習安靜下來了，學生放學有隊形了，教師上課有精神了……禹居中學終于有了學校的樣子。

        武暉清楚，衡量一個學校好壞的關鍵在于教學質量。他樹榜樣、立標桿，組織教學觀摩，獎勤罰懶，老師們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了，禹居中學的教學工作迅速步人正軌。

        第二年，武暉帶著一名老師到延安市教育局申請到一個教學樓建設項目，并很快實施。不久，一座嶄新的教學樓矗立在禹居中學的校園里。他又跑到鄉上、縣上爭取支持，配齊了教學設備，師生們歡天喜地搬進了新教學樓。

        禹居中學變了，里里外外都變了。人們說：“禹居中學能走在全縣鄉鎮中學前列，武暉不容易。”

        不容易的事還有很多。1993年，武暉調任永坪鎮教委主任，正遇上全縣狠抓“普六”，要求鄉鎮農村學校“班班都要有教室，人人都有課桌凳”，入學率必須達到99%。

        武暉對永坪村支部書記、村主任說：“可以吸引社會力量加入，改善學校的辦學條件。”

        村支部書記、村主任一聽，武暉說得對，就與延長石油公司結成共建單位，很快建起一座五層教學樓，永坪村一步邁過了“普六”關。

        按照同樣的思路，永坪鎮多方籌資，所有學校都實現了“普六”達標。

        2000年，武暉調到永坪中學任總務主任。四年里，他與校領導一起，搞規劃、跑項目、找資金，又當協調，又當監工，人不歇腳，腳不停步。一座公寓樓、一座教學樓、一座餐飲樓相繼拔地而起……終于讓永坪中學徹底變了模樣。

        2014年，武暉退休了。臨走之前，他獨自來到校園里，東走走，西望望，舍不得離去。